【奥运与社区・三】北京农村消失变鸟巢　赔偿金自建博物馆念家园

四年一度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是全球瞩目的盛事；距离巴西奥运开幕不足一周，社会大众的焦点，自然放在运动员的汗水上。然而投资上整个国家资源的国际盛会，其实是由多少人付上多少代价构成？鲜花及掌声背后，究竟有多少血泪？“奥运与社区”系列，带你认识被历届奥运影响的社区和人。

北京市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张家明曾在08年2月一次记者会上指出，北京奥运场馆建设共涉及搬迁居民6037户，影响14901人。政府已补给拆迁户共42亿多元，即平均每户获得补偿款项70万元，而被拆迁的居民都是在协商签订补偿安置协议后，自愿搬迁的，没有任何强制拆迁的现象。但07年“居住与迁徙权利中心”（centre on housing rights and evictions，简称COHRE）国际权益组织指出，由2000至2007年期间，有133万人因为北京奥运会的准备工作而搬迁；而在1988年至2007年间，奥运令全世界各地超过200万人被逼迁，其中超过半数发生在北京奥运。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导，两组数字差距甚大，是因为官方数字只包括直接为奥运场馆的建设让地的人， 而国际组织数字则包括那些在迎奥运整顿和美化北京市容的市政工程中搬迁的居民。但北京奥组委官员曾反驳，指“拆迁工作是北京市城市规划的一部分，与奥运会没有直接关系”。

洼里乡消失变鸟巢　拆除了3974户民居

朝阳区多处因奥运工程而需拆卸重建，其中包括“洼里乡”。“洼里乡”曾经是北京中轴路北端一个拥有500多年历史的村落群，盛产水稻农作物，住有大批农民。 04年4月，“洼里乡”正式更名为“奥运村”，现为奥运会主体育场“鸟巢”、“水立方”在内的奥林匹克公园。据“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官方网页报导，这片15.7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共关闭了148家企业、拆除了3974户民居、23000人告别了祖辈家园。第一个决定搬迁的村民那忠，更被选为04年雅典奥运会中国区火炬手之一。

每次看到鸟巢时，都忍不住哭，那是我们最自豪且悲情的时候，那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思念。

用赔偿金为自己的村落建博物馆

其中一名村民杨德禄，因“逼迁”和部分村民一同搬到了昌平区小汤山镇。他因为对乡土生活念念不忘，06年时用奥运拆迁补助款项、洼边村公有财产分红和自己私人积蓄，在镇上开办“洼里博物馆”，用于复原和保存洼里乡土文化。他们有时也会相约回老家，每次看到鸟巢时，都忍不住哭，“那是我们最自豪且悲情的时候，那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思念。”

“老北京”和胡同的消失

大栅栏已存在八个世纪，曾是富庶的城市中心商住区、也是北京烤鸭的发源地。整个大栅栏地区有114条胡同，高峰期有约1500种生意经营、7座庙宇座落、3000多户人家居住，1平方公里住有约五万七千人。但自奥运工程后，大部份四合院遭拆卸，房子之间的胡同一并消失；现只剩下180间商店，租户大多是大型连锁店分店。

前门许多居民自称被强行赶出家门，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补偿，其中一个例子是鲜鱼口街。2005年，地方政府提出以每平方米5000元赔偿予鲜鱼口居民，但居民指该通知没有签名或官方确认，不清楚原来是官方文件；信上亦没有写明确切清拆日期，令他们来不及找过渡房屋。

“钉子户”出现的原因

不是所有市民都和“洼里乡”村民的想法一样，觉得“为奥运奉献”是理所当然。

朝阳区另一范围“呼家楼”，是典型的“单位”社区。早年住户可以自雇主“单位”购入公寓，但大部份人因负担不起，只是一直租住。COHRE指，呼家楼里三分之一的住户，当年在窗框和门锁被已被破坏、没有暖气和电力的情况下，仍坚持留守，即是所谓的“钉子户”。这约330人都是老弱妇孺，如在学儿童、失业人士、领救助金人士或退休老人等。

他们说，不离开是因为“清拆公司”给予的赔偿不足以维持其现有的生活条件。

抗争人士多次被捕

COHRE的报告书指，中国法官往往因权贵的压力，干脆拒绝审讯某些拆迁和驱逐个案。据BBC报导，甚至有被逼迁的村民因抗议追讨合理赔偿，向北京公安局申请“九一八万人大游行”，同年年底被控以“挑衅滋事”罪，判处入狱4年。除了受影响的居民，协助他们争取赔偿安置的律师亦被捕。04年，维权律师郑恩宠被判监3年，因为他发放了在部分奥运工程中官商勾结的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