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仁倒庄】伞后五年　三种思潮　本土派老鬼：政治中立很悲哀！

79日的雨伞运动，由气势磅礡，走到清场一刻，“真普选”愿望落空。伞运终结，新时代也随之崛起，迎来本土派之大势。“本土派”纷纷出选各大学学生会，说要“打破因循、不要旧调重弹”，否定中国人的身分。然而这种学运的气势，到2019似乎无以为继，出现“断庄潮”和“政治中立”的现象。陈珏轩，先在2014年雨伞任树仁学生会外务副会长和学联常委，再于伞后（2015）担任会长，横跨雨伞一代；杨逸朗，2016年在树仁高举“本土”旗帜，与中大“星火”一同出选学生会，直言要“夺权”，他至今仍活跃于本土运动中。两代学生会会长，从过去的学运路，看到一个怎样的学运未来？中立又会否成大势呢？

酝酿雨伞

2014年正值雨伞运动爆发，陈珏轩是树仁学生会外务副会长，亦因此成为学联常委。他形容当时的社会风气与论政气氛颇为高涨，连一直被人说是孤立的树仁，也有很多同学作出关心社会的行动，“当时大家也很关心政改，或者因为经历过反国教。”他指，当年有不少关心社会同学，也常见到自己的上庄去游行、示威和举办时事论坛，“因此感染到我读社会学，我的系会也会参加有71游行、时事论坛。这些对我来说是个冲击，难得一代学生建立了这种风气。”为了承传这风气，他毅然在政改关键时刻，找来一众志同道合的朋友上庄。

当年社会局势不稳定，陈珏轩形容学生会的工作如排山倒海，“三月声援台湾太阳花学运、四五月有新界东北发展事件，自己也办一些东北导赏团，会去做土地周，宣传东北议题，然后会去立法会楼下示威。”到了政改，占中三子主张“占领中环”，学界因公民抗命的理念而参与，“我们尝试做先锋，踊跃叫同学投票，摆了很多街站宣传，后来又有学界政改方案，拿到三十万票，仅次于真普选联盟的三十三万票。”七月二日开始公民抗命，接连暑假的迎新活动，做些行为艺术，中间还有六四，为九月的大罢课营造了良好的气氛和条件，“如是者，一开学已经是罢课。”

“你一方面会担心外来的事，自己会不会做得不够好；又会不会太过多东西做，大家顶唔顺。”当时陈珏轩与一众学界同道，承担著巨大的精神压力，可是政治并不停下，“政权开始拉你告你，你一直也是不停冲向临界点，将自己置身于冒险的境地。”

对雨伞“失误”之反省　前学联常委致歉

2014年的雨伞运动中，陈珏轩与其他学界同侪不同，他不是驻守“主战场”金钟和旺角，反而是驻守在铜锣湾，“当年9月29日，我们在树仁办了场集会，真的有几百同学来了！然后我听到不少同学去铜锣湾，所以我也去了铜锣湾。而且铜锣湾占领区与树仁较近，所以能够和树仁的庄员互相支援。”

“保障同学和参与者”

和平抗争，气氛却非如此“平和”，学联在雨伞面对多种质疑，例如是为何没有在运动高峰时“行动升级”。作为学联常委的陈珏轩，直言升级要视乎很多因素，“要看时机，要看什么时间发起、民情如何、学生是否愿意负起人命伤亡的行动。”作为这个庞大社运的组织者，负担自然沈重，“保障同学和参与者，群众要在做行动前完全清楚风险，知道事后的支援，同意才参与。在面对突发事件时，会坚持这原则，如果同学面对的风险太大，我们不能承担，我是倾向不作这些行动。”

雨伞时讯息混乱，对陈珏轩来说是当时最大的挑战，“九二八时，学联呼吁大家撤退，令大家很愤怒。但其实意思是，警察用了很大的暴力，所以我们就叫大家走，照顾自己安全为上，但我们会留守，这是我们对市民负责任的行为。当然有人留下我们会很感激；这是组织行动的政治伦理。”除了九二八，十月三日旺角发生激烈冲突，学联再次呼吁市民“不要前往旺角”，令旺角抗争者感到被背弃，陈珏轩就此致歉，“当时传讯做得差，没有好清晰表达这意思，令旺角的市民有被背弃的感觉，始终情况危急，组织者的讯息及呼吁，会危及到市民（的安存），这是需要向普罗大众道歉的。”

雨伞之终结　本土学运崛起

雨伞运动走到第79日，在未有“真普选”之下告一段落，抗争仿佛失去焦点。“本土派”在整场运动的抑压，伞后一次过爆发，先在2015年发起退联潮、出选学生会、大力批判多年来的抗争路线和雨伞时期的学联、否定泛民主阵营，又提出“我是香港人、不是中国人”的主张。到2016年，多间大专院校学生会都是“本土庄”，成为了一时的学界主流。

雨伞的失败是“学界本土化”的触发点

2016年，杨逸朗打著“本土”旗帜，以“树仁本土”之名筹组内阁参选树仁学生会，成为树仁第一支“本土庄”。对他来说，雨伞的失败是“学界本土化”的触发点，学生对昔日各种价值，以及学联与民主派在雨伞时的抗争行动，作出反思和批判，“学生会长年由同一个派系圈子的人把持，很封闭、难以参与，令人感觉是倾靠民主派光谱的人；当时本土派也无从参与他们的圈子，在占领区上台发言也被抢咪禁声。”

杨逸朗作为雨伞一代的大学生，他直言在雨伞中看到学生会的庞大力量，并从学联的失误中反省，“所以年青人想夺权，将方向调整过来。”“本土庄”希望将抗争面向香港本土利益，杨逸朗形容，“本土派”学生上庄，就像“散落社区”的概念一样，将抗争力量、由本土庄带入校园一方面服务学生、一方面同校方抗衡，“不希望偏向泛民或靠向政党利益，拒绝盲从，要懂得批判思考，面向本土。”

没有传承是错吗？

陈珏轩的下庄与自己的理念截然不同，两届人仿佛势成水火，“本土派”像冲著推翻上一辈而来，不过他自己也能理解“本土”青年在想甚么，“这几年的打压太厉害，而雨伞得不到真普选，对很多人都有种打击。”而他最后悔是没有好好与下庄沟通，不论在内务还是外务上，形成了断层，“敌对心态好强，可能觉得前朝的是老鬼，如非必要就不要交流，如不就会被指责老鬼干政，所以当时我也好小心。但其实，是不是不能沟通呢？现在回想，有些东西是可以求同存异的。”

“先搞香港民主，继而影响中国”

伞后的“本土庄”，对学生会前人的工作方向重新检视，特别在六四议题上，“前人不断重提平反六四，去维园悼念，我们并非不认同背后理念，但会否有新形式出现呢？有没有新的议题可以打呢？我们会有这种反思。”他们与其他十间院校，联合办了一场六四论坛，与支联会六四晚会分庭抗礼，“不停导引讨论中国民主的话，好像有点离地，抽离了本地政局环境，所以我们想利用学生会的力量，以本土的角度去想六四的意义、中共在如何残暴，这样的政权会怎么对待香港，而香港的未来应该怎样。”

“打破旧路，用学界力量，回应民主派提出的价值观。不希望只作和应而不敢批判，好像将学生力量缩小了。”杨逸朗和很多本土派学生都一样，否定中国人的身分，认为港中民主无必然关系，“先做好最接近、最贴身的地方，中国反而是无法控制和影响，‘建设民主中国’好像有点夸大了自己的梦想。”即使香港在中共的管治下不能独善其身，但都要分先后，先处理香港问题，“先搞香港民主，继而影响中国。”

对民族主义始终有戒心

陈珏轩对待六四的立场，却不如部分“本土派”一样，认为是“邻国的事与我无干”，“之所以悼念，是因为有八九民运，带来六四的结果，不能只悼念政权屠杀，而更加是要记住八九的学运精神。”即使陈珏轩一直都有出席支联会的六四晚会，但他也不太认同支联会强调中国人的身分；不过，对于有学生办“以香港人为本位”的六四集会，陈珏轩则有保留，“我对民族主义始终有戒心，2016年我曾到港大遥望那里的六四集会，只是遥望以免尴尬。那些集会相对倾向宣传民族独立的意识，而我觉得民族独立这件事，现在还未想得通透。”

学生会成立　本身是政治抗争的成果

来到现在，民主之路溢见崎岖，雨伞和旺角警民冲突，让抗争力量元气消耗，社会气氛变得沉寂，这些现象也反映在学界的“断庄潮”中。继去年多间大学断庄，今年港大、科大和岭大等院校的学生会干事会出缺，而浸大和中大则仍然是“本土庄”。而港大早前有四名候选人参选，但因政治立场模糊，低票落败；如今树仁再有一支主张“政治中立”的候选内阁出选。

树仁老鬼又如何看自己的“政治中立”候选下庄？陈珏轩认为，“政治中立”并不符合学生会最初的民主自治精神，“当年学校不想要学生会，而学生会的成立，本身就是政治抗争的成果，而且一直有很强社运传统。若然学生会面对政治默不作声，说‘我中立、我唔理’，一样要向同学解释。”

学界成碎片化

陈珏轩认为，主张“政治中立”，不单令社会抗争力量减弱，更会让学界的力量碎片化，“一些学生会有好强烈的政治立场，当有人说要中立，就好难作出联合行动。就算不是磨擦，也会有割裂的状态，大专学界版图面临碎片化。”他预视“政治中立”学生会会继续出现，但不一定背后有人操控，而是纯粹学生觉得不需要政治，“现在这个时局是沉寂的，好多香港人都觉得香港无希望，民主政制守不住，社运路断了，新一代不想碰政治。”

对于如何止住“中立风”，陈珏轩就觉得，需要靠前人的努力，“政治时局缺乏讨论、传承的话，年轻一代慢慢会忘记，学生会为何要抗争，他们体会不到争取民主的意义，也未能认识到学生会的历史和精神，这就是去‘政治化’的过程。”

若不传承　从此再无“本土庄”

曾作为树仁大学的“激进本土派”的杨逸朗，看见树仁出现“政治中立”的候选内阁，他感到相当悲哀，“大学学生会作为高等教育的学生代表，有责任带领同学思考社会的将来。而作为大学生，理应具备判别是非、思辨的思维。就算是作为人，人生所有事情都需要作出判断选择，不论做甚么、穿甚么、吃甚么都需要表明立场。”

杨逸朗认为，所谓的“政治中立”是对社会将来发展没有任何想法和方向，而今天学生参选学生会，搬出“政治中立”，代表没有独立能力判断社会上的是非，也不打算去思考社会的未来。至于未来会否仍是“断庄”和“政治中立”的趋势，杨逸朗就认为取决于前人是否愿意传承，“新一辈如不了解这几年的政治环境，新生就不会是‘本土派’，现阶段说政治中立，日后就是欣然接受共产党。如果甚么都不做，我敢肯定，一定不会有‘本土庄’。”

无力　如何走下去？

杨逸朗认为，伞后民主路比以往更难走，“雨伞前，未知政权的真面目；雨伞时，香港人如梦初醒，也有胆量，所以遇强愈强；雨伞后，由不全知到如梦初醒，到发现改变无望，当权者对和平抗争抹黑，抗争者或要背负长期监禁的抗争成本，所以香港人胆量就变小了，遇强愈弱”

“施暴者手段猖狂，反而香港人灰心散涣，所以很不乐观。”虽然悲观，但杨逸朗还是坚持理念，“难行也要行，做人要不平则鸣，就手旁观是容忍不公义的横行。”

曾有“伞后抑郁”之感

陈珏轩直言自己也曾有“伞后抑郁”之感，觉得“游行示威去嚟做咩”，但他还是毅然“冧庄”，在疲惫的状态下，于伞后再上一年学生会。经历了一年时间，他才走出阴影，所以他觉得有人沉寂、不参与也不为奇，“特别是政治犯和DQ后的年代”，他认为必要找空间、营造气氛，“从凝聚的角度想，很多本土派都说要休养生息，这样说是有原因的，抗争成本太高，所有路线都难行，只能保住有用之躯，待合适时间出来；但这合适时间不会自动出现，要自己去营造，谁人去做？就是在社运低潮中未放弃、而没有被控告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