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需要信托料三月出台 福利或受影响 社工：政府视为财务工具
特殊需要信托服务预计于今年三月出台，除智障人士家长批评，信托限定将来子女每月的开支不少于1.7万元，令信托缺乏弹性，未能作长远照顾之用，注册社工李美贤（Anna）更担心，机制下，政府变相视智障人士为资产的拥有者，或令这批智障人士表面上“富起来”，资产值高于综援等资产限制，有机会令他们失去现存福利。
距离服务出台仅余半个月，Anna及关注组成员现时希望约见劳福局官员及相关学者，希望于余下时间能尽力争取调低入场门槛以及厘清更多细节。
智障人士将失去现存福利？
自计划出台后，除了首笔注资额、每月开支限额到监察制度教注册社工李美贤（Anna）及一众家长难以接受外（详情可看上集：特殊需要信托欠弹性 每月焗使1.7万 中产家长：令照顾时间变短），Anna 亦担心政府视受益人为资产的拥有者，这或影响他们原有的福利。大律师陆伟雄称，坊间的信托没有划一标准，主要按委托人的意愿来处理。他举例，委托人能指定监护人替未成年子女托管资产，而资产的拥有者则不属于监护人及子女。
何太育有一名唐氏综合症儿子。她于简介会上得悉，政府所推出的特殊需要信托，则指定受益人为资产的拥有者。她反映有家长担心这会影响儿女原有的福利。现时关爱基金、公共福利金计划（伤残津贴及高额伤残津贴）均有提供经济援助予伤残人士，而综援亦设有院舍照顾补助金，让居于非资助院舍的综援人士获得资助。可是，既然信托的受益人于父母离世后获得一笔金额，为何仍需要现存的福利呢？
“没错，他们 （受益人）的确是有笔钱；但我认为，福利制度需要尊重他们个人，他们的确不能工作，没有收入，而父母有这笔钱并不代表他个人。”Anna说。
现实与想像相违
信托预计将于今年三月推出，由成立工作小组至今，整个计划大约只花了两年多时间讨论，并于今年初起举办简介会。Anna叹道即使有家长在会上表达不满，估计亦不会有太大改变。她拿出一份文件，介绍当初家长对信托的想像：
“首先是注资的金额较小，可以五千或一万，接著是不用限定每月开支金额。另外，信托应提供个案管理系统，每年检视受益人的财务需要或状况；第四，希望能够为智障朋友建立支援圈，以第三方的身份跟他们讨论某些决定。”
受托人（即社署）会定期检视受益人的财务需要或身体状况，但至今仍没有具体详情。“绝大部分在社区生活的智障朋友，已离开了训练的体系，没有社工跟进。当然，不是所有人都需要社工，此时支援圈就十分重要，他们可以是教友、社工等。因为智障朋友较难有这些圈子，我们就要主动做，直到他们能够生活自如。”
现存制度不足
早于1996年，注册社工Anna已跟律师及育有特殊需要子女的家长，探讨法例能否妥善安排财产，以备他们离世后仍能照顾子女的生活。Anna发现无论遗嘱法及监护制度均存有灰色地带，无法让家长“走得安乐”。
根据《无遗嘱者遗产条例》，即使家长身前没有订下遗嘱，其遗产将会按照亲属的顺位平均分配，即先是配偶、接著是子女、父母；Anna则鼓励家长按照不同儿女的需要立下遗嘱，避免将来引起不必要的纷争。可是，当智障子女继承遗产时，他们必须亲自签署文件——“问题来了，单是他们的签名，已经十分容易被质疑及挑战，这个情况下或会引起更多矛盾及诉讼。”Anna说。
她解释，即使智障人士签署文件时意识清醒，但他们理解遗产内容的能力定必被受质疑。“我们可引导、教导他去做某些事，但他们的智力所限，对于抽象概念的理解能力的确较低。”
“只是一个财务工具。”
现时遗嘱法存有盲点，智障人士无法独自继承遗产，Anna及一众家长均认为，政府或银行成立信托，由第三方管理财产能减低引起诉讼的机会。然而，现时政府拟定的特殊需要信托，却限制受益人将来每月的开支不少于1.7万。除了入场门槛高昂，Anna认为现时的框架并没有从智障人士的需要出发。“撇除基层领取综援的人，平常百姓家可能得几十万，或者得一层楼加数十万现金，但现在就是不预普罗家庭。”
自2016年，劳工及福利局筹组工作小组研究信托内容，小组成员有家长、社福界、金融界代表及官员等，Anna所属的财产管理暨监护制度关注组亦有派员出席。Anna透露工作小组的方向以金融角度出发，意味著政府需借由信托投资赚回成本甚或更多。“在他们眼中，这只是一套财务工具，如何令政府不会蚀本，所以他们希望吸纳大笔资金，用以平衡开支。”
根据2018年《财政预算案》，政府计划拨款5,000万成立专责办公室处理信托事务。Anna估计，由于政府难以预计参与信托的人数，现时所订下的金额均是用以支付办公室的开支。“但（信托）理应是社会服务，怎会用来养你班人？”Anna说。
社署回复《香港01》指，现正就“特殊需要信托”服务向持份者及家长举行服务简介会，解释“特殊需要信托”服务的内容和安排，及比较私人信托服务的运作差异。社署称会同时听取意见，希望进一步完善特殊信托服务的细节安排，并于完成简介会后发布有关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