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老新人】港男赴京都学老人政策:做义工储点数 畀父母换服务

撰文: 谢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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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当天,我们带著岑启灏(Matthew)到大埔拍照,有路经菜档买𩠌的叔叔问:呢个系咪韩星?身高188cm的Matthew的确有条件做其他更有趣的事,他却对社区长者的福利问题兴趣更大。两年前,他只身到京都攻读硕士,研究日本老人政策,还走到老人院当上替长者喂饭冲凉擦大便的照护员。这位“护老新人”今年三月学成回港,想将日本社区安老的模式带来香港,“不是老了,便什么都不能做。原来社区有好多可能性,老人家自己可以做啲嘢。”

话说这位走到日本京都学老人政策的社会学系硕士生,到一间特别养护老人院(特别养护老人ホーム)应征照护员一职。面试时,院舍说若他是以研究者身份来,一定不会聘请他,Matthew答:“我想亲身透过照顾,理解老人需要什么,(在院舍)工作的人,又面对什么压力与需要。”会很辛苦的?“我会试。”就这样,他成功说服老人院聘请这位香港男生来打工,展开两年在京都老人院的奇妙经历。详见上集:

Matthew说香港现在的人口老化,与日本1990年代的情况相若。(吴钟坤摄)

日本如何应对“孤独死”? 岑启灏(Matthew)今年三月毕业回港,带著一份用日文写成的硕士毕业论文回来,还有“照护员”与“康乐照护员”两个护老证书。他亦开了面书专页“京都.耆学帖”,分享有关日本老人政策的文章。 “孤独死”是近年日本很触目的老人问题,甚至有老人死后化为白骨才被发现,传媒不断报道最后逼使政府开始调查及支援被社会孤立的长者。Matthew随立命馆大学的小川荣二教授研究日本长者福祉,亦选择“孤独死”这题材,他想了解日本如何透过长者的义工服务预防“孤独死”,做义工对长者的生理及社交生活有何帮助。 “日本在1995年阪神大地震后,大力发展义工服务,虽然义工历史不及香港长,但因天然灾害多,市民的义工意识更强,地区团体也愈来愈多。”当时Matthew亲身参加了日本一个具规模的义工组织NALC(NIPPON ACTIVE LIFE CLUB,ニッポン・アクティブライフ・クラブ)做义工,这组织在日本有二十年历史,全国有三万名会员,有一套完善的系统去管理义工服务。任何会员做义工,可以时分券的形式“储点数”换服务,点数更可跨县转赠,例如在城市打工的年轻人,帮附近的老人购物、打扫或倾谈,一小时储一分,他们便可以将点数转到居于乡下父母的“户口”,孝敬他们换社区服务。也有中、老年人趁有气力时候“以老护老”,为更老的长辈服务,储下的点数便留待自己将来更老时使用。

做义工换点数

这种概念,日本称为“有偿义工”(有偿ボランティア,Stipend Volunteering)。Matthew觉得整个理念“好正”。“老人家到60、70岁仍在做义工,不是行行企企,而是趁健康时帮其他长辈做家务、煮饭、购物、陪诊,到他们老了便可换服务,不用依赖政府。这种思维,是我在日本领略到最重要的事。” 他做义工时认识许多京都老人,更与一位69岁的叔叔特别投契,Matthew有时教他用电脑,有时帮叔叔搞的义工活动做宣传海报,而会驾车的叔叔则替他搬屋,“我常跟他说不好意思,他说不用,‘我是你日本的爸爸’,感动到喊。”现在他们仍有用LINE联络,“都是我教他用的。”

Matthew在日本也有做义工,协助行动不便的长者,带狗仔散步。(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送货员兼探访老人:社区护老 Matthew在京都留学时,居于金阁寺附近,有时在社区会见到一个叫“生协”的货车出入,那是一个叫“生活协同组合”(简称“生协”)的民间组织,专门替不便外出购物的长者送货——老人家经电话或上网购物,与宅配不同的是送货员会兼任“探访员”,会与老人倾谈问候近况、身体有没有不适等等。 他形容这是一种“民间自救”、社区分担护老需要的模式。日本的介护保险制度虽然提供安老保险,但近年政府面对赤字,财政紧缩亦令介护保险福利开始缩减,“例如以前只付200元看医生,现在自费的比率开始增加。2015年之前,‘要介护’的五个服务级别都有补助,但现在‘要支援’一至二级的服务内容却大缩水,这是将波踢返社区,民间有好大反对声音。”

日本财赤减福利 民间自救 Matthew说,外国人看日本的安老政策或感羡慕,但近年财赤压力下,许多长者福利遭削减,在日本国内惹来不少批评,“但当他们和香港比较,就会发现原来自己咁好。香港真系乜都冇。”日本推行介护保险制度近20年,漏洞开始呈现,日本人面对福利减少,民间自救方法愈来愈多,甚至连邮局亦想出利用强大的地区网络,聘请职员定期上门家访老人家,替老人拍照及倾谈,然后将相片与记录透过电邮等,传给在城市工作的子女,“地区扎根的人,比初创团体更明白社区的需要。”

2015年“介护保险制度”改制后,“要支援”的一至二级所承包的服务内容,剔出“照护”的部份如上门打扫、煮饭、洗澡等;只有单纯“予防”性质如复康服务等才会承包,这意味著服务内容大缩水。这类长者需然身体问题较轻,但仍有恶化的风险,若他们需要服务,只能以全自费的价钱,购买社区内的私人机构或者非牟利组织提供的服务。现时日本全国的“要支援”一至二级人口约有150万人,数目庞大,因此改制后备受批评。

梦想在港成立护老社企 带著这些日本见闻,Matthew回港后正在构思成立社企,用不同的手法协助社区应对老化,例如引入日本那种义工储分制度,推动更多街坊为老人做些义务工作。“我最初说要买饭给执纸皮婆婆,家人都会担心。我妈妈是伤残人士,但她见我一直做,最后自己都去接触他们,和他们倾偈、买饭。所有嘢都未试过点知有冇用?” “我相信由下而上,下面(民间)有压力,上面先郁。我返香港后,见到年轻一代的社企或慈善团体,好多都好大胆,意念有趣,这样很好。”Matthew说时一脸憧憬,几年前有过的无力感,看来已离他而去。

Matthew认为,香港在未来10-20年是应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关键,政策与服务制订要急起直追。(吴钟坤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