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劳人生】过劳死立法难推动　学者：商业主导　港府拒干预

去年6月，26岁的采购文员胡家怡每日工作十四、五小时引致免疫系统失常，最终因并发症死亡，“过劳死”问题再次引起关注。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张建宗曾于立法会表示，2016年有98宗工作期间非因意外而死亡的个案，当中以心脏及脑科疾病所占比例最高。然而，香港政府从未对“过劳死”下定义，当局亦没有正式统计数字。打工仔在“百冇”的情况下日做夜做，何时才得到应有的保障？

统计处于2016年的《收入及工时同比统计调查》报告显示，全港343万雇员，近半每周工作40至49小时，11.1%（38万人）每周工作60小时或以上。据瑞士银行于2015年的《价格与收入》报告，香港的工作时数以2,606小时，冠绝全球。

过往有不少医学研究证实，工时过长会引起中风、心脏病等健康问题。而劳工处的数字显示，在去年98宗的非因意外死亡的个案当中，心脏及脑科疾病所占比例最高。然而，现时的劳工法例对“过劳死”仍被暧昧地留白——没有定义、统计数字；有不少雇员还以为，因工作猝死是会获得工伤赔偿的。

四成人以为猝死是工伤

树仁大学社会工作学系曾于2012年进行“在职期间猝死及工业伤亡权益”调查，发现约600个受访者当中，近四成人以为工作期间猝死，家属会于现行条例下得到赔偿，而近五成人则表示对相关条例不知情。

实情是怎样的呢？根据《雇员补偿条例》，雇员因工及在雇用期间遭遇意外而致受伤，或患上所指定的职业病，雇主有责任支付补偿。然而，《雇员补偿条例》指定的职业病，仅限于由物理因素（如因重复动作引致手或前臂痉挛）、生物因素（如炭疽）或化学因素（如氮氧化物中毒）所致的死亡，并没有包括猝死或工时过长。

负责研究的社会工作学系行政系主任区荣光博士坦言：“政府、资方全都知道，只是员工不知情，所以我们要教育员工，让他们明白自己的权利。”而一同参与研究的社会工作学系助理教授崔志晖博士说：“‘过劳死’还未推行，因为太难证明了。当事人有心脏病是因为隐性、遗传、还是生活习惯？医生只能判断他是心脏病而死，但难以推论是否工作所致。”

日台均有政策　唯独香港悬而未决

日本与台湾的“过劳死”问题同样严重，但两地政府均能立法限制加班时数以及订下“过劳”的定义。在日本，员工每周超时工作逾40小时即属“过劳”；据台湾劳动部文件指，患有脑心血管疾病的劳工若长期睡眠不足，将增加过劳促发疾病的风险，而工作是否引发脑心血管疾病的原因，须整体评估个案是否有历经异常的事件、短期工作负荷过重或长期工作负荷过重等，并由专科医生判断工作与疾病发生的关系。

既然台湾能够设立一套机制证明工作与死亡的关系，香港不能效法吗？区荣光摇摇头说：“香港由殖民地年代至今，都是十分依赖商业的社会。政府的姿态就是不希望干预。”

可拨出税收成劳保基金

张建宗去年于立法会表示，政府将成立研究小组正视问题；但由定义到立法，当中要面对重重关卡，相信打工仔在短时间内仍未能得到任何保障。除了立法，将“过劳死”纳入工伤牵涉到大额索偿费用，政府与资方如何跟保险公司商议，也是关键的问题。现时雇主所购买的劳保是按工作的风险评估而定价，保险公司会按过往的索偿纪录、工作意外率等因素厘定保费；可是，现时“过劳死”的工种已非限于劳动阶层，工种看似低风险的白领或专业人士也是“过劳死”的高危一族，可见现行的保险不足以保障因工时过长而猝死的员工。

此外，将“过劳死”加入工伤意味雇主需增加保费开支，这会否令立法更举步为艰呢？区荣光与崔志晖所撰写的报告则建议，政府可从现行商业登记费或利得税中扣除雇员的保费，避免增加雇主的经济压力，也能从税务收益拨出一定的百分比成立基金，为自雇人士、承判商及商人提供补偿。可是，回到问题根本，崔志晖认为首先要定义“过劳死”，继而保费、医学证明才能够有充分基础讨论下去。“这需要政府、资方及保险界共同商议，首要是订明甚么是‘过劳死’。若然这个基础都没有的话，资方及保险公司需要投入的成本，亦难以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