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片】智障男控诉被院舍职员掌掴：手抓我又拳打我　患癌母痛哭

“连个仔俾人打我都保护唔到佢，我可以点？我好想死，连药都已经买好！”
独力照顾残障儿十多年的华母（化名），说已准备好要与儿子一同仰药，离开对他们拳打脚踢的世界。
她的27岁独子华仔（化名）肢体及智力残障，年初疑被残疾院舍职员掌掴殴打，母子二人投诉无门，“我哋喺香港根本连垃圾都不如。”
是的，他们是新移民，处于中港矛盾的浪尖，抢资源福利的标签，覆盖在他们的婚姻、家庭权利之上，即使竭力自强、挨出顽疾，亦撕不去。

“我喺度等，当有一日佢话唔想做人，又或者我个病已经挨唔住，我哋就一齐去死，去揾佢爸爸⋯⋯”华母边说边将华仔拥入怀内。54岁的华母，独力照顾行动不便、轻度弱智的华仔，已经12年。

遭劫匪斩伤致残障

“哪里有爸爸？”华仔问。他坐在轮椅上，身形较母亲大一倍，在华母眼中他却仍是小孩，事实上困于轮椅的灵魂，的确停留在10岁。那一年，华仔于内地的家中，被入屋抢劫的贼人以西瓜刀斩伤右边头颅，导致左边身残障，自此他失去自理能力，智商则停留于10岁。

在此之前，华仔有一个完满的家庭。生于内地小康之家的华母，80年代在内地名牌大学求学时，认识来自香港的同学华父，二人相识相恋，婚后诞下华仔。起初，当记者的华父不时中、港两地走，至华仔发生意外后数年，华母放弃与家人移民美国的机会，决定与儿子来港一家团聚互相扶持，可惜幸福的时光只有短暂数个月，华父竟因工作时发生意外逝世，留下在港举目无亲的孤寡母子。

为方便挣钱养家，华母在区议员及社工的协助下，辗转将华仔转至大围的政府津贴院舍“保良局郑翼之中心”居住，华母以为可放下心头大石，专心工作自食其力。

疑遭院舍职员打伤送院

不过今年年初，华母突然接到院舍电话，指华仔于洗澡时“揩花”了脸庞，需送院检查。华母急忙赶至，却发现华仔脸上的伤痕似乎并非“揩花”，反似被他人抓伤。华母问儿子意外经过，儿子却明言遭职员责打，华母愤然道：“虽然佢个脑有事，但一般对答佢都仲讲到。”

的确，华仔能清晰向记者覆述事件详细经过，更指面上抓痕，实为职员抓伤。

“当日冲凉后，我觉得冻要求著衫，但豪哥（职员、化名）唔理我，我用毛巾掟佢，点知佢用手推跌我架轮椅，我成个人跌落地下。当我想伸手执返条毛巾时，佢用脚踩住我只手，之后用手抓同打我块面，而且仲用拳头打我个头！”

华母随即报警，惟警方最终以证据不足为由结案。院方事后虽调走涉事职员，却指一切纯属意外，即使事件是于院方监管之下发生，仍坚拒道歉，华仔事后对宿舍甚为抗拒，更明言“死都唔返去，除非你杀咗我擡我入去”。但由于尚未成功申请转院，华仔亦只好回到院舍，院方亦顺势“了结”事件。华母不甘心事件不了了之，再向保良局总部投诉事件，惟数个月过去，仍无回音。华母哭诉：“好地地我个仔搞成咁，我点样唔痛心？呢啲苦俾我食就好，点解要我个仔受苦？”

保良局未见事主已结案
事隔半年，经区议员介入后，保良局本月初终愿派代表，与华母开会讨论。会后一直跟进事件的区议员黄伟贤引述会面指，院方只收取郑翼之中心职员撰写的报告后，便当作完成“调查”，从未与当事人会面，批评院方根本没有认真调查，只想尽快了结事件，“佢哋只系单方面睇返职员报告就算，连问都无问过当事人究竟当时发生咩事，咁点样可以确保件事既真相﹖”他又认为事件疑点重重：“院舍一直只系话意外，唔承认有打过人，但又竟然调走涉事员工，咁究竟即系点？简直系不合逻辑，草草了事！”

院方事后回复记者查询，指已就华仔事件完成调查，称当日纯属意外，拒绝承认责任，但为减轻华仔二人的心理压力，已安排涉事职员调职，更称事后曾多次联络华母，惜未能成功，才拖拉事件至本月初。不过华母称事后从来没有接过院方电话，而院友在院舍照顾下仍然受伤送院，显然是院舍失职。

不过，华仔被打，有怨无路诉，只是华母萌生死念的导火线。

带仔上班　无人请

华母在香港举目无亲，只得咬紧牙关独力照顾华仔。虽然在内地做过记者、老师等专业工作，但她的学历资格在港不被认可，只得从事洗碗、地盘等劳动工作赚钱养家，但儿子却令她无法放心：“试过一次独留华仔在家，我去上班，结果他突然抽筋，从轮椅跌落地，流到成地血，吓到隔离屋以为有人自杀。”

华母曾想带华仔一同上班，但雇主难以包容，华母除了依赖院舍照顾儿子，别无他法：“边个老板会钟意人带埋个咁嘅仔返工，无人愿意请我做野，无论我点勤力付出都好。”

抑郁、患癌　无力前行

独自走在苦路12个年头，长期照顾儿子的精神压力不胜负荷，华母终患上抑郁症。同时近年身患糖尿病的她体力开始透支，甚至不幸患上子宫癌，困境之中她无人可问，只得道听涂说，上大陆买中药续命：“有人话排期睇政府医起码要十年八年，心谂边有咁多年命，有咩事边个照顾我个仔？惟有见步行步。”

我哋喺香港根本连垃圾都不如，叫天不应叫地不闻，边个可以帮我？我有事可以同边个讲？

近十年港人歧视新移民的情况有增无减，华母处处碰壁。“新香港人”的身份，更叫她不敢向任何人求助，她双眼通红说：“我哋喺香港根本连垃圾都不如，叫天不应叫地不闻，边个可以帮我？我有事可以同边个讲？”

关注残疾人士权利的立法会议员张超雄，坦言并非首次听到类似的话：“的确不少残疾人士的家长，都有轻生念头，曾有家长向我表示有‘与小朋友一齐死咗去’及‘反正都睇唔倒出路，留喺度都无意思’的睇法。”他明言，家长与残疾孩童相处犹如困兽斗，24小时长期受压，没有喘气空间，加上社区对残疾人士，甚至家长的支援一向不足，家长遇到问题无从求助。

他建议政府可添加日间短暂中心，让家长可于日间将残疾孩童暂托院舍职员照顾，至晚上才接回，借此增加休息时间，避免长期受压。

今年6月，一独力照顾中风妻多年的老翁杀妻后自首；3月，一患癌男子疑不堪病患折磨与妻携手跳桥自杀；2月，患皮肤病的男子疑勒毙脑退化妻后堕楼亡⋯⋯病患者与家属压力爆煲踏上绝路，并非单一事件，一再揭示本港政府就弱势社群的照顾服务严重不足。病人的家属往往因压力爆煲，绝望地走上轻生之路，又有谁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