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20载・自由褪色】记者“树洞”岑蕴华　睹传媒兴衰排名下跌

新闻自由是香港的核心价值，《基本法》27条规定，香港居民享有言论、新闻、出版的自由。不过回归20年来，无论是本港还是国际组织统计，香港新闻自由指数不断下跌，更从2012年起，在无国界记者统计的新闻“自由”地区，跌至“部分自由”地区。
这些年，新闻界亦有翻天覆地的变化，传媒转型、卖盘、自我审查，前线记者压力日增，曾任无线和有线新闻的岑蕴华，2004年转行开设咖啡餐厅，虽然离开前线却躲不过行业漩涡。餐厅就似一众记者行家的“树洞”，无论前线还是中层，都会在深宵找他“轮街症”吐苦水，折射新闻界的自由褪色。

岑蕴华1992年加入刚开台的有线新闻，之后转至无线，从每日新闻做到《九七透视》和《星期X档案》，到2004年遇上樽颈，于是与另一位前同事一同开设咖啡餐厅TC2，一做13年。

97后无剧变　近年逐渐恶化

1997年回归一刻，岑蕴华在会展外的示威区采访，“就是很多人记得播贝多芬音乐的地方”。当局图以音乐盖过示威声，再与烟花的爆炸声交错，这个反差，成为岑蕴华对回归一刻的记忆。

“入行时有一个很大的议题在前面，大家都想像，中国收回香港后，新闻自由会否恶化。”回归前，有亚视管理层干预新闻部播放六四纪录片的“六君子事件”，但岑蕴华说，当时新闻界实际的干预不太多，“过了97，还可以批评共产党、批评国家，心理上似是松了一口气，反而近几年的发展令人担心。”

新闻自由度大跌　仅有部份自由

港大民意研究计划，从1997年起开始调查本港的新闻自由评价，从最初的7.02分，一直有上有落，到2012年还有7.01分。但从走势图可见，2012年后就急剧下跌，到今年只有6.37分。

无国界记者自2002年起，公布全球的新闻自由指数，指数愈高分愈不自由，2002年香港得分4.83，排行全球18，被列为有新闻自由的地区，但之后节节下跌，去年指数“创新高”达28.5分，排名大跌至全球69位，自2011年起，香港已跌出“自由地区”，只有“部份新闻自由”。

根据香港记者协会去年发布的《言论自由年报》，85%的受访新闻工作者认为新闻自由程度变差，54%的受访市民亦有同样感觉。

经营环境转差　政治控制市场

从1998年商台主持郑经翰被斩，到2004年商台续牌风波、2014年《明报》前总编辑刘进图遇袭、无线记者就七警“拳打脚踢”联署，以及铜锣湾书店事件，都是20年来新闻自由褪色的缩影。

数字上，香港新闻自由急剧恶化，岑蕴华亦指愈来愈多具体事件发生，如2014年《明报》前总编辑刘进图被斩六刀、《主场新闻》突然倒闭等，令人感到威胁新闻自由和言论空间，“这些都是近几年发生的。”

20年来，香港依然有言论自由，无论是高呼“结束一党专政”，还是触及港独的言论，均未有以言入罪的事件发生，社交媒体或派发传单，各种声音依然百花齐放，但这些声音能否折射到新闻界中？岑蕴华认为传媒内在经营环境恶化，加上政治压力，令参与新闻运作的人和普通市民，都觉得香港新闻空间在收窄，“一间传媒要靠广告维生，得罪内地，更令广告商抽广告。”他认为网上声音并不等于经营媒体，新闻采访需要成本，众筹未必是出路，始终要面对经营和广告的压力。

自我审查　避争议报道

岑蕴华在2004年已离开新闻最前线，但他这间以电视新闻术语“TC2”为名的餐厅，就成为前线记者的树洞，深宵时常有记者放工后到访，向他吐苦水。

这个树洞，听到不少新闻界前线或中层的故事，如上司不喜欢某一类的故事，又不放资源做某些故事，甚至是抽稿，而更多的自我审查，但难以有实质证据。

“你要做到一篇真的有争议的新闻，才会被抽稿。如果不痛不痒、不会得罪任何人，只会令观众很开心，一定无问题，但这叫不叫自由呢？ ”

行头窄　守不住底线只能离场

近年传媒经营环境转差，多份报章杂志停刊、传统报章和网媒相继裁员、有线卖盘，而新闻呈现的方式亦从传统媒体走向网媒，岑蕴华分析，传媒更进一步市场导向，“面对click rate（点击率）的压力，追求数字、追求like，令记者用心做新闻的时间少了，大家有一点跑数的感觉。能够做有价值议题的时间、精力和空间少了，这算不算收窄新闻空间呢？”

餐厅内常记者的离职欢送派对，“隔一个月就有人farewell，很多人是转行。为什么要离开这个行业呢？不是没有热情，而是媒体的数量少了，也没有一个很理想的环境。当记者可以选择的地方少了，为了揾食要留下来，就要听老板话多一点。记者都有底线，不愿放弃专业，完全迁就老板，唯一的选择就是离开。”

未来悲观　唯有尽做

虽然告别新闻前线，但岑蕴华似是从未离开新闻界，除了餐厅成为行家的树洞，他还在浸大兼职教广播电视新闻，面对行业环境恶化，他却在校园中灌输新闻界理想化的一面，“他们实习一两个月，就知道新闻界的现况。如果我们在学校不讲一些理想化的东西，没有给予一粒种子、一把尺，只把教新闻当作职业先修，就失去了教育的意义。”

不过他对香港新闻界的前景感觉悲观，“我看不到行业有一个很突破的发展方向，大家都在生存的边缘挣扎。”面对如此境况，他只能用记者行家与他在餐厅通宵聊天后的话作结：“尽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