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20载．自由褪色】资深传媒人对前景悲观　不盼逆转只盼撑住

1997年，当时钟敲响7月1日零时的一瞬间，英国国旗徐徐降落、五星红旗和香港区旗冉冉升起之际，记者区家麟和陈婉雯分别在添马舰空地和会展进行采访，看的却是同一出回归戏码。区家麟难忘获发一叠很厚的“剧本”，陈婉雯感觉港人作为“配角”，只能苦笑说“今天应该很高兴” 。
香港这出剧渐渐脱离记者想像的剧本发展，要数2003年之后。他们认为20年时光过去，变化最大的不是香港，而是中国。大国崛起令中港的主次、强弱关系对调，政治、经济形势变化造成采访空间萎缩。
对新闻自由的前景，两人均感到悲观，区称“不奢望逆转，但希望顶住先”，陈婉雯和应：“倾向悲观，但未绝望”。

1997年6月30日下午，中央代表团正式抵港，英方举行告别会。傍晚时分，雨下个不停，在无线电视负责公共事务科的区家麟，于添马舰露天场地冒雨采访英方告别仪式，任职亚洲电视英文台的陈婉雯则在会展中心预备进行政权交接仪式的直播。回忆这场回归的“好戏”，区家麟称在交接仪式举行前几日，已收到一叠厚厚的流程表，“是一叠剧本来的，写到24小时前后，每一分每一秒、谁人在做甚么、台词说到哪一句。”经历漫长中英谈判和过渡期采访的陈婉雯直言，对主权交接仪式没有任何期望，“无人出错、无人跌倒、旗很顺利地升起，好像剧场般，其实是反高潮。”

今天应该很高兴？

回归戏码无风无浪落幕，区家麟尝试采访观礼的市民，他至今仍清楚记得那夜普罗市民的表情。他在访问时模仿那些人脸上的木独和空洞，空气中凝住几秒难以名状的死寂，“到底这些表情代表了甚么呢？”

陈婉雯在仪式会场采访，却反被中央电视台的记者追访她对回归的感受，她硬着头皮回答一些明知会被“河蟹”的肺腑之言，“我希望香港人可以像以往般生活及有更大的自由度。”她明知道官方的标准答案应该是“我今天很高兴”，但她当时确实感觉不到港人有为此而很高兴。

外媒以六四视觉看回归

大英帝国将香港主权移交中国，结束长达155年的殖民管治，中外传媒云集香港。区家麟表示，当时不少外国记者期待回归日会发生特别的事，但香港人知道，最戏剧性的事情不会在那刻发生。陈婉雯认为外国记者是用了六四事件的视觉去看待回归，“这些外媒就如parachute（跳降伞）般，不知道香港发生甚么事，但心目中已有一些剧本，认为故事就如一个资本主义的乐园被共产政权接管，期望看见解放军进城、异见人士被补，甚至是冲突的画面。”

陈婉雯眼中　回归后那些“嘴脸”

20年后，打开尘封的记忆，区家麟和陈婉雯细数七月一日后，香港社会的微妙变化。曾为本地英文台及外国媒体工作的陈婉雯，最在意英文记者的空间收窄，在港英时期，不少通晓英语的政客，回归后面对英文传媒的提问，突然转用广东话，“好似突然失忆，唔识讲英文。”她感觉，这些政客的嘴脸改变十分明显，似乎想向中方献殷勤。她亦忘不了回归后爆发的居港权争议，湾仔入境处外长长的人龙，皆是争取居港权市民。

区家麟难忘立法局一夜变天　位置变了各有队友

时任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在80年代接见香港人士时曾抛下一句“马照跑、舞照跳”，承诺香港“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区家麟表示，97年后社会的确没有即时发生很大变化，唯独有一幕相当讽刺的画面仍萦绕在他脑海：“1995年在立法会选举输了的那班建制派，在1997年7月1日坐在临时立法会的议事厅上，虽然画面上不明显，亦没有冲突，但你想深一层，那是一个很大的转变。”他所指的是末代港督彭定康推出“新九组”政改方案，将9个新增功能组别选民基础扩大到全港市民，当时彭定康估计只要“新九组”方案通过，北京就会接受现实，但最后事与愿违，北京未有接受方案，而是勃然大怒，取消“立法会直通车”安排，改为成立临时立法会作为过渡。

回归初年　中联办绝迹

回归带来的转变一开初不是惊天动地，立法会的面貌如是，新闻自由亦如是。九七后的数年可说是政治蜜月期。时任中联办主任姜恩柱说过“香港是一本很难读的书”，区家麟忆述，初期中联办官员在香港几乎绝迹，不会发表公开言论，对香港的事务说三道四，“那时感觉上香港是高度自治的，中央放手让时任特首董建华去主导。”

2003年可说是香港命运的转捩点。经过当年的七一大游行后，中央一改“互不侵犯”的政策，逐步介入香港事务，区家麟认为“现在每年七一的焦点不再是庆回归，而是数算游行人数，穿黑衣的人占据了马路多少空间。”陈婉雯则点出2012年特首梁振英上场后，令很多事进一步浮面，例如特首控告专栏作家，到政府经常办闭门吹风会、深夜才出新闻稿、以写网志代替面对传媒等现象，均反映现在这个政权对传媒很有敌意（hostile）。从不同的新闻自由指标以至具体事例，均映照新闻自由日渐褪色。

大国崛起　中港强弱对调

新闻自由不断受压，源头来自政治变化，陈婉雯认为，与其问“回归20年香港有何转变”，其实更应该问“中国20年来有甚么转变”。区家麟坦言中国崛起的程度是他回归那刻从没想像过，“大家强与弱，主和次对调了，有很多香港人都接受不了。”面对中国的经济实力变得强大，不少本地的传媒老板均要与内地人打交道，加上国内的资本在香港活跃，直接影响着主流传媒的广告收入。
 
出于政治混合商业的考虑，区认为“整个（传媒）面貌是保守了不少，没有从前般进取。”过去的记者勇于“追新闻”，希望“要独家要爆”，现在不少记者都是抱着“你做先，我再跟进”的心态，各间传媒的调查报道、中国报道做少了很多。

学生挨一两年就顶唔顺

陈婉雯和区家麟分别在2008年及2010年放下记者的身份，在大学执教鞭培养新一代的记者。看著新闻系毕业生相继投身市场，二人目睹前线记者的工作越发困难，员工流转越发频密，有学生满腔热诚，但“挨一、两年就顶唔顺”，最难挨的不是工时或工资问题，而是找不到较开放的传媒去实践理想，唯有离开。二人同称对新闻前景感到悲观，但亦劝勉一众后辈要“顶住”，把握网络平台，利用新媒体寻求出路。

我是悲观，但不是完全悲观的。 见到有些希望顶得住，不奢望逆转，但顶住先仍有希望。

倾向悲观，但未到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