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水埗伦常命案|融乐会:少数族裔社工不足20名 难发掘高危个案

撰文: 林颖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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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埗桂林街昨日(5日)发生伦常命案,3名年幼小姊妹疑遭29岁印度籍母亲“焗死”,疑凶的精神状况和家庭破碎背景,惹起社会关注对少数族裔支援不足的问题。
融乐会总干事谢永龄今日(6日)在电台节目表示,涉案母亲无精神病纪录,并不代表是无精神健康问题,强调她只要出现严重行为偏差,已算是失常,加上女疑凶在无业的情况下,仍要独力照顾三个年幼女儿,少数族裔亦欠缺支援,直言即使涉案母亲本身有接受社会服务,服务质量亦未必足够。他续指,现时只有不足20个少数族裔社工,难以支援本港多达4%少数族裔人口,强调少数族裔服务,应由同一语言、文化背景的社工跟进才能收效,他促请当局增加少数族裔入行的途径,并加强现有社福服务的宣传、鼓励有需要市民求助。

▼6月5日 深水埗发生伦常命案▼

融乐会总干事谢永龄早上在港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虽然涉案的29岁母亲无家暴和精神病纪录,但强调对方无接受精神健康服务,并不等同无精神健康问题,只可能是未被发现、未被诊断、无接受相关服务,若出现严重行为偏差,已算是失常。

他认为,涉事家庭面对的困难十分大,却难以接触到有质素的服务,政府单纯以“隐闭”家庭形容相关个案是有欠积极的做法,“一个女士要照顾佢三个女,而佢啲女系咁细,呢个女士系冇嘢做,系接受紧综援,喺㓥房度住,每一个因素都唔系正面,仲要加埋系少数族裔,援助较少,即使有人畀服务佢,𠮶种服务质量够唔够呢?系咪可以帮佢解决到一啲问题呢?即使系经济、心理、个人感情,各方面都要照顾得到,唔系话我畀咗钱,点解你搞唔掂?”

疫情下情绪压力大 语言、文化差异碍求助

他续指,少数族裔在近年疫情受到的影响较一般港人多,当中失业情况达五成,而少数族裔平均一个家庭有五个人,较本港一般家庭的2.7人多,他们普遍是由丈夫独力支撑家庭经济,致财政压力大,加上疫情期间被困多时,亦有可能导致情绪问题,惟碍于语言和文化差异问题,少数族裔尤其是女性的主动求助意识较低,“例如佢语言唔系几好,要带个亲戚或者朋友同佢翻译,其他人一出现,佢哋嘅问题唔知点解就冇咗,好明显其他人士面前,一啲亲戚、朋友面前,佢哋唔系几愿意透露屋企或者自己嘅情况,呢个文化差异都几特别。”

融乐会总干事谢永龄。(资料图片)

倡少数族裔任社工助族群 惟中文书写能力低难入行

他又指,本港少数族裔社工极少,只有不足20人,“要服务数以千计嘅人、4%人口,点服务呢?呢个系一个难题”,他认为不少少数族裔想加入社工行列,即使能说流利广东话,但碍于未能书写中文,便无法参与社会工作训练,“佢入行都入唔到,佢点参与呢?”

对于政府在香港、九龙和新界区,合共设立三支少数族裔外展队,亦会推展3年少数族裔社区大使试验计划,谢永龄则认为,有关社工未必有相关专业,单纯探访相关家庭,并不足以了解到其个人需要,“较为理想做法就系,有少数族裔用返佢哋嘅语言,作为一个社工,好专业咁用外展嘅手法去探佢哋,畀多啲时间同佢哋沟通、疏导佢哋、了解佢哋、辅导佢哋,否则真系睇唔到……因为佢哋情绪咁困扰,佢好少主动会求助。”

他建议当局现阶段应加强宣传,并鼓励有需要市民求助,宣扬“强者求助”的讯息,以移除求助等于弱者的标签效应。

社福界立法会议员狄志远。(资料图片/梁鹏威摄)

议员:移民潮等致业界流失率高 社工1对70病人

社福界立法会议员狄志远表示,疫情过后,许多研究和调查都反映本港家庭的精神和情绪困扰较大,惟政府的反应较迟慢,未有因受影响家庭增加而检讨现有服务,而少数族裔一直都是弱势社群,与社会接触较单薄、社会网络支援亦较弱,一般较“内向”,认为当局应加强相关支援。

他续指,现时社工需接触的个案大大增加,一个社工要对应六七十个个案,形容相关工作量过于沉重,但在移民潮等因素下,社工流失率高、在机构间的流转率亦高企,难以找到有经验的社工,特别是做辅导和精神健康的社工,故当局应审视人力安排的问题,以应对社会需要。

至于上周发生的荷里活广场凶杀案,狄志远表示是个别事件,不代表所有精神病患都会有类似行为,忧虑个案将会对精神病患者造成歧视,日后或会对机构提供服务造成不便。他又批评当局在应对精神病患者问题上毫无规划,目前精神病新症要等1.5年才能接受门诊服务,直言是不能接受,希望当局加强支援,并加强家庭网络方面的支援,以及提升公众教育,加强社会对精神病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