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香港译者刘绍铭：极权去到尽 “1984”便会发生
岭南大学中文系荣休讲座教授刘绍铭是著名的翻译家和作家，也是《1984》的香港译者。1984年，香港处于中英谈判的迷雾中，正在美国执教的刘绍铭受笔名“林行止”的《信报》创办人林山木邀请，于该报连载《1984》中文版。当年他把版权卖给台湾出版社后，从未在香港结集成册，经典译作亦无再版，直至2010年在内地出版被删减的简体版。今年是《1984》出版七十周年，85岁的刘绍铭决定再修订这部经典。三十五年前翻译当刻，刘绍铭不断想起1967年的所见所闻—文化大革命下，内地众多知识份子自杀，香港“遍地菠萝（土制炸弹）”。于是，“老大哥”、“电幕”、“双重思想”这些在当时看上去有浓重科幻气息的词汇，经刘绍铭翻译之后，出现在香港读者面前。1984系列之二
《1984》出版70周年系列报道：【专页】《1984》出版70周年 政治预言小说预知未来？（一）导读：奥威尔笔下的极权世界（二）香港译者刘绍铭：极权去到尽 “1984”便会发生（三）写奥威尔式《中国梦》 异见作家马建：香港掺了盐变了味（四）拒学真理部销毁历史 前档案处长朱福强：守着记忆大门（五）听新语学双重思想 钟剑华：不知是人话、鬼话还是假话（六）图辑：《1984》预言与现实 奥威尔在当今世界的身影
在《1984》的开头，主角温斯顿（Winston）偷偷写着日记，记录着“大洋邦”种种恶行，他知道一旦被发现，会被处以极刑。于是温斯顿问自己：“写这个日记是为了谁？”倏忽之间又回答自己：“为了未来、为了还未出生的人。”刘绍铭觉得，翻译是“借来的生命”，谦称自己不及奥威尔般有天分，便借由翻译来表达内心深处想法，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亦是为未来的人，将自己认同的概念传达出去。
首译巨著 时值中英谈判白热化
1934年，刘绍铭于香港出生，父亲早逝，他读完中一就失学，做过印刷学徒和其他杂工，公余时苦读，1956年考入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之后赴美，1966年获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之后在美国和新加坡教书。1984年初，在美国教书的刘绍铭应林山木邀请而翻译《1984》，时值中英两国就香港前途的谈判进入白热化阶段。他觉得林山木的邀请纯属“凑巧”：1984年翻译讲“1984年”的书，他感激林山木“踢他一脚”，“林山木先生功不可没，如果不是他，我就不会翻译。”
刘绍铭从未看过译作在报章上的样子，记者在图书馆找回当年剪报。1984年1月27日，《1984》首日在《信报》第八版连载，编辑用书中名句起了标题：《老大哥在看管着你》。同页有一篇专栏文章，题为《香港人的忧虑》，讨论时任总理赵紫阳访美；下方则是该报专用笔名余锦贤的评论《九七问题左右学运》。
那个年代没有电脑，刘绍铭只有一支笔、一叠稿纸、一本原著，就这样每日填满2,000字，译完后便将稿纸放入传真机，从美国传真到《信报》编辑部。三十五年前，刘绍铭只能透过美国报章获悉中英谈判进展的零星消息，只知“共产党一定不会输的，谈只是做做样子”；三十五年后，看着记者提供的剪报，他才知道自己的译作被辩论香港前途问题的文章包围。
互相背叛 没有比这更恐怖了
翻译巨著的二十多年前，仍在求学阶段的刘绍铭第一次阅读《1984》。之后，他师从夏济安和夏志清两位文学评论大师，整个青年时代几乎沉浸在象牙塔中，对一切充满浪漫的想像。直到文革爆发，文学家老舍、翻译家傅雷等大批知识份子自杀，令刘绍铭深感震撼，1967年回港探亲，他看到暴动下的香港遍地“菠萝”，大厦挂满标语口号，商台主持林彬被烧死，《1984》由此真正进入心坎，似是慨叹现实，又似回应小说，“真的很恐怖！人生如果到了这样的程度，是生不如死！”
《1984》发生在虚拟的国度“大洋邦”，“老大哥”透过电幕掌控一切，人们互相提防、互相背叛。在书中，温斯顿和情人茱莉亚（Julia）都被思想警察逮捕，出卖了对方；二人再次相见时，互道了一句“我背叛了你”。
背板、互相举报、失去信任，这些都在文革发生，在刘绍铭眼中，“背叛”是最败坏的部分，“你信任的人竟然不可相信，没有什么比这个更恐怖了！”在访问中，他多次说《1984》太恐怖了，平日不会翻看。有时他会想，若早点翻译，或许能警醒世人，避过文革，“但若无文革，又不会有这么多人注意到这本书。”
权衡取舍 接受简体版被删减
刘绍铭的译文在《信报》发表后，从未在香港集结成书，1984年台湾皇冠出版社首次出版，1991年东大出版社购入版权再发行后，便从未再版，现时香港和台湾的书店都难以找到刘绍铭的译本。
直至2010年，北京出版集团旗下的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购得《1984》的简体版权，刘绍铭的译本才首次在内地出版，但内容遭到删减，“出版社说尽量删少一点，我没有心机逐行比对。”他领头翻译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内地版就被删除不少章节，其中张爱玲的内容被尽数删除，他绝不是不心痛的，“‘give and take’（取舍）的问题，毕竟书的大部分还能出版，仍是有正面的影响。”
刘绍铭说，多年来台湾的出版社不愿出售版权，直至今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与台方达成协议，将在香港再次出版他的译本，耄耋之年的他又提起笔，每日花四五个小时校对尘封三十五年的译作，之后再翻译奥威尔另一反独裁经典《动物农庄》（Animal Farm），“其他版本错漏不少，且无法精准译出原文的神髓。”
当香港变“1984” 便是大家共同命运
刘绍铭长年在美国教书，远离中国不同的政治运动，亦因预计回归后的香港自由不再，不打算回港。但在1994年，即将60岁的他突然接下了岭南大学的教职，“如果我继续在美国，会有自由，但一想到云吞面就忍不住了，人的情感是很真实的。”他对香港还有浪漫的想像，希望可以助香港保存自由，“做得多少就多少。我们斗不过共产党的，只希望还有多少阻吓作用，没有那么快失去自由。”
今日的香港，有人不敢说真话，出版社自我审查；而在内地，监控镜头、人脸识别技术的普及，亦让人觉得“电幕”随处可见，加上网络审查，亦似书中预言成真。“‘1984’尚未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但是确实发生在某些人身上。”刘绍铭相信，“老大哥”的一套在香港没有市场，香港现时也未到“最坏的”1984式地步。那么，香港会不会有朝一日也变成那样呢？“极权若是去到尽，1984就会发生。最坏情况就似1984那样，不能更坏了。如果香港有一日变成这样，就是大家共同命运了。”
在简体版的横封上，印着“多一个人读《1984》，就多一个自由的人”。刘绍铭淡淡说了一句，“太乐观了。”
上文节录自2019年5月6日出版第161期《香港01周报》文章《〈1984〉出版七十年 政治预言小说预知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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