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分析】医委会改革拗完又拗：一场有理说不清的政治闹剧
医务委员会（医委会）近日否决4个放宽海外医生实习安排，再引起社会关注医委会权力过大、医界保护主义等问题。政党亦纷纷发声，打算提出私人草案改革医委会和医生执业门槛。
不过现实上，医委会改革已不是新鲜议题，每次结果都是走样变形。参照2015年、2017年两轮医委会改革经验，议题初时在争议不大，但后来被急速政治化，议员见民情势色不对又急急变面转轪。最终改革亦“和稀泥”收场，并无改变医生团体牢牢掌控医委会的格局。
可以说，近年医委会改革争议，正好体现了何谓“政治操盘”。按理，现时医生不足、引入海外医生门槛过严、医疗投诉机制落后等等，已是社会共识，改革迫在眉睫。但这些改革因触动不少人的既得利益，往往被操作成政治议题，如2016年的医委会改革，医界运用改革等于“引入一带一路医生”等口号引发公众恐慌，转移视线扭曲议题。现时一谈海外医生，部分人即会和“渗透”、“赤化”等政治词语扯上关系，整场争议亦沦为一场有理说不清的闹剧。
万多人掌控全港医疗政策 难符公众利益
香港医疗问题复杂，由众多范畴交织而成，而问题关键之一，在于对医生执业资格操生杀大权的独立法定机构，竟然由医生团体牢牢控制。一方面，现时医委会32席中，24席是医生，16席由倾向医生利益的团体选出，他们有权决定谁在香港挂牌行医、是否惩处违规医生。医委会处理投诉往往被指“球员兼任球证”。过往医委会处理医疗纠纷需时平均6年甚至更久，如张崇德夫妇为夭折的幼子讨回公道，过程前后竟要缠讼九年，过往亦有医委会聆讯曾被法官痛斥“无理拖延”，裁决亦被指偏袒医生。
另一方面，现时香港每千人只有约1.9名医生，远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先进经济体平均数3.4。以目前全港约1.4万名医生计算，往后医生人数至少要大增八成，即约万人。大家每年流感高峰期，定必见到公立医院迫爆、前线医生“叫晒救命”的惨况。不过控制医委会的医学界代表，对于引入“外援”极度抗拒。连医委会前主席麦列菲菲也坦言，香港部分医生极度保护主义，这些人当年更曾主张削减医科生学额。
由此可见，要打破目前的医疗困局，医委会是其中一座必须移动的“大山”，因为医生也是人，也有自己的考量，特别是一些代表医生立场的既得利益组织，站在医委会这个“战略位置”，自然会优先考虑业界利益。
《哈佛报告－医疗大辩论20周年》系列：
2016年改革 泛民初时未有强烈反对
直至2015年，医委会改革终于打响第一鎗。当年源于立法会饮食界议员张宇人，他不满在海外读医港人回流执业太难，其女儿和女婿也难以回港行医，于是在2015年提出私人条例草案，修订《医生注册条例》、增加由特首委任的医委会业外委员，将由医生控制的医委会席位减至少于一半。建议后来被政府吸纳，成为《2016年医生注册（修订）条例草案》。
这项改革，即使和当时梁振英关系极差的泛民主派也没有太大意见，以至时任人民力量议员、人称“大旧”的陈伟业也倾向支持。在2015年11月的立法会会议中，除本身是医生的梁家骝、郭家麒外，各党派都未见有太多反对声音，张超雄更认同改革有助缩短医委会处理投诉过长问题。
风向大变 陈伟业：梁振英才是“大恶魔”
然而改革推动起来，一个医疗议题被扭曲成一个荒腔走板的政治议题。政府在2016年2月底将草案提交立法会，医学界随即反弹，批评政府干预专业自主。而当时政治环境，中港政治矛盾升温、本土意识兴起，医学界不断渲染改革是梁振英政府的阴谋，企图“操控及赤化医学界”及“为引入一带一路医生打开缺口”。
结果事件被严重政治化，引致公众恐慌，医科生、医生团体在立法会外静坐抗议。民情风向大转之下，原本支持改革的泛民议员亦纷纷“归队”，多名议员在6月先后表态反对医委会改革。其中陈伟业在6月底见传媒时，表示医学界是“小恶魔”，承认香港是“世界上最难告医生的地方”，很难找到专家证人指控本地医生，但梁振英是“大恶魔”，须先对付这个目标。他同时指出，当时只有太少时间处理民间情绪，敦促医学界提出令人满意的改革方案。
这番话极具象征性：陈伟业从政多年，经常在医疗纠纷中替病人出头，堪称当时政界的“病人权益KOL”。医学界医医相卫、病人申诉无门的苦况，他当然熟悉。但在一个更大的政治恐惧情绪之下，连当时快将卸任的他，也不敢支持改革医委会，因为在群情汹涌、有理说不清之下，一旦支持肯定万箭穿心。
最终，梁家骝发挥其“怪医”本色，独力在议会内持续拉布，草案未能赶及在会期完结前处理完成，最终被拉倒。林郑月娥上任特首后修改建议，《2017年医生注册（修订）条例草案》在去年3月获通过。新修订增加4名业外委员，但医生仍占三分之二，而医生团体选出医委会一半席位的格局维持不变，只成立初步侦讯委员会加快讨论积压投诉个案，原先改革意义已大打折扣。
怕政府渗透 自身却不改革 是什么玩法？
医委会改革，涉及的是医学界、政府、政界的长久角力，在2016年一役中，医学界成功利用公众对梁振英的不信任、以及对内地的政治恐慌情绪，包装这场利益角力，终拖垮这场触及他们既得利益的改革。足见，复杂的政策议题，一涉及这类政治意识形态，就会完全立场先行，无道理可讲。直到今日，即使讲明是放宽海外顶尖学府，如哈佛、耶鲁的医生来港，一样会有人联想到“海外医生迟早变内地医生”。
平心而论，在政策议题中捆绑政治议程，不单是医学界，亦是政府的惯常做法，政治角力、议会攻防，向来就是如此。但医学界本身亦要反思：多年来社会一直不满医生投诉机制不公，医生不足但海外医生来港执业太难，医学界也拿不出令社会信服的改革方案，问题毫无改善，市民大众深受其苦。在妖魔化医生的，到底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