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委会改革路漫漫　医患权益如何求索？

医务委员会改革方案历经波折，终在去年3月获立法会通过。一年来，多项新措施陆续推行，新增的初步侦讯委员会已展开工作，投诉处理速度可加快多少？57个病人组织选出的三个业外委员的加盟，是否有助抹去“医医相卫”的疑虑？海外医生有限度注册的年期放宽，能否补助医生人手？上述种种疑问，均是外界对医委会此一“高墙”首度改革的关注点，惟有委员坦言，现阶段难评估处理投诉加快多少，只能尽量做，亦期望医委会秘书处因应需求适当增加人手。

提到医委会改革，要由一通电话说起。2001年，医委会就玛丽医院外科医生董晓明于1999年做手术时接听电话的投诉，裁定董专业失德不成立。一时间，“医医相卫”的批评不绝，掀起社会要求改革的序幕。

事隔十五年，政府向立法会提交《2016年医生注册（修订）条例》草案，建议增加四名特首委任的业外委员，以提高医委会非医生比例。医学界部分人士担心政府在医委会中权力过大，多个医学团体与两间大学医学院在立法会外发起静坐抗议，时任医学界议员梁家骝在议会内拉布反对，最终成功阻止改革方案在该年度立法会会期通过。

食物及卫生局一年后再提交修订版本，取消两名特首委任医生委员，新增四名业外委员，当中三人由病人组织选出，另外一人由消费者委员会提名，其他改革内容包括新增一个初步侦讯委员会（简称新初侦会）及研讯小组，海外医生有限度注册年期由一年增至三年，审裁顾问由14人大增至140人等。

经修订的条例草案去年3月通过， 4月6日生效。食卫局局长陈肇始当时指出，希望改革通过后，可以在三年内处理积压的700多宗投诉。如今，新初侦会已经运作，惟医委会回复查询指，由于它仍未有个案转呈医委会召开纪律聆讯，因此未有推算最新的投诉处理时间。

新初侦会副主席：设时限不实际

要求医委会改革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投诉个案积压太多。据医委会2017年推算，每宗个案平均需72个月才处理完毕，当时积压逾700宗投诉。而据医委会最新回复，2017年及2018年分别有496宗及639宗投诉（见表一），而2018年的投诉大部分由新初侦会跟进。

新初侦会副主席、普通科医生陈念德透露，该会2018年11月开始工作，12月及今年1月均有开会，每次会议大约审阅40至50宗投诉。至于为何2018年的个案大部分由新初侦会处理，他解释，原有的初侦会自去年4月起已不再处理新的投诉，集中处理旧个案。

陈念德补充，仅去年4月至10月已收400多宗投诉，新初侦会委员已尽快跟进，而委员初步检视投诉个案时，会按重要性排优次，例如优先处理医生被投诉涉及风化案，或者属刑事案件、已有法庭裁决的投诉。内容方面，他指2018年收到的投诉中，有约50宗涉及子宫颈癌疫苗，惟部分投诉对象并非医生，而是投诉医疗中心，因此医委会需时再核实。他指，委员会将统一类似的种类相近投诉。

医委会表示，2017年经初侦会考虑的368宗投诉中，有91宗转呈医委会，1宗转呈健康事务委员会聆讯，余下七成半，即276宗列为“决定毋须采取进一步行动”。

改革之前，一宗投诉平均需六年才处理完毕（见表二），外界关注成立新初侦会后可令处理速度加快多少。陈念德说，设立年期目标并不实际，“畀个数字出嚟，有咩意思？”他重申，委员会希望加快处理投诉，惟需按性质而定，有些个案司法程序较长，搜集证据需时，即使要等候仍算合理。

新科业外委员：冀增病人代表

医委会改革的另一个关注点，在于新增三名由57个病人组织选出的业外委员——香港哮喘会主席陈永佳、病人组织“关心你的心”主席梅卓能及香港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釉。他们在去年12月21日上任，任期三年。这三名新科业外委员接受专访时均强调，首要任务是将病人的声音带入医委会。陈永佳坦言目前病人组织未有提出要在医委会内表达的具体建议，而委员选举期间，病人较关注如何透过引入海外医生，纾缓本港医生人手不足。陈永佳相信，首度以病人组织业外委员身份进入医委会，有助提高其透明度，任重道远。

梅卓能形容，对病人组织而言，这是历史时刻，是“好开始”，因为可以由病人直接说出问题，而非以往由医生理解病人的角度去看事件。他承认医患双方均没有证据证明“医医相卫”确实存在，但过往案件令大家有这种感觉。他认为，要解决问题，需先建立融洽的气氛，让医生业界明白他们并非想对着干，而是以维护病人利益为前提协商。

林志釉也希望增加医委会的透明度，以提升市民的信任。医委会过往一般不会在开会前公布讨论议题，林志釉说，他明白事件有时或涉及私隐，又或医委会希望委员有共识时才公布，但他认为透明度不足会损害医委会形象，“市民对医委会工作、讨论内容了解不够透彻时，很容易有‘医医相卫’的感觉。”

对于坊间曾有声音指业外委员不具专业知识，加入医委会亦难有作用，林志釉并不认同。他以自己有法律背景为例，指业外委员各有所长，相信可以在聆讯时发挥作用，“即使是医生，若不是自己那一科，有时也未必知道所有事，所以委员会会听专家证人的意见。”他又指出，会与医生保持尊重及合作的关系，强调“对事不对人”。

初侦阶段费时　望缩减一半时间

根据医委会统计，2012年至2014年间，平均每宗投诉个案需时58个月处理，即约五年，而花在原有初侦会初步考虑及会议阶段，分别需时17个月及13个月，合共两年半。而按医委会2017年推算，这两阶段需时将增至36个月，即案件要经历整整三年才有机会召开聆讯。

梅卓能直言，处理投诉的速度愈短愈好，毕竟对市民来说，官司拖得愈久愈辛苦。他反问：“投诉完后三年先有人处理，你会点？”不过，他也认同不能为急而急，案件能否加速处理，受其性质、复杂程度、初侦会开会次数等因素影响。

林志釉希望投诉个案的平均处理时间可由70多个月逐步减少，三年后缩短至目前的一半，“如果无有效的处理投诉系统，不会有好的医患关系。”被问到医委会新增业外委员及多设一个初侦会的作用，他打了个比喻，“就像在超市中，以前只有一个收银员，突然有多一个收银员走出来，大家都感到很兴奋。”不过，他认为处理个案进度缓慢的另一个症结是医委会秘书处人手。他解释，秘书处需要与委员、投诉人、被投诉人接触，作相应安排，“须确保秘书处有足够人手及资源，应付加快了的流量。如果多了一名收银员，但只有一部收银机，亦是无用。”

促定清晰量刑指引　回复市民信任

林志釉对医委会另一大期盼是订立清晰的量刑指引。他指出，现时部分案件对涉事医生判罚过轻，难免令社会产生“医医相卫”的观感。他举例道，一名脑外科医生2015年于屯门医院实习时，偷拍两名护士裙底，被法庭判处160小时社会服务令，医委会纪律聆讯虽然判除牌四个月，但缓刑一年。他分析，此案涉及严重的不道德行为，“一名受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竟在医院内做出伤风败德的行为，是令人厌恶的，但只判处缓刑，打击了市民对医生的信任。”

他直指，缓刑即实际上毋须停牌，但医委会近年判缓刑相当普遍，“有时外界觉得是很离谱的犯错，也判缓刑”。他认为，这种惩处欠缺阻吓性，医委会宜清晰定出医生违规行为量刑指引，例如订明某类型案件的最低判罚，“让医生知某些行为可能引致的后果。如果后果含糊，只视乎律师求情能力，事件很可能重复发生，甚至是同一人再犯。”

“人少唔代表无声”　将病人的声音带入讨论

按新的医委会架构，32个委员当中，有24人是医生委员，其余8名业外委员当中，4人由政府委任，1人是消费者委员会委任，余下3名由病人组织选出，比例看似悬殊，但他们并不气馁。陈永佳强调，“人少唔代表无声”，最重要是将病人的声音带入讨论。

处理医疗事故　深圳做法可参考？

医委会改革争议背后，揭示一旦遇到医疗事故，病人及家属随时面对漫长的诉讼、投诉程序。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去年7月发生一宗新生儿夭折事件，院方事后引述一份由第三方司法鉴定机构的鉴定结果指，医院人员处理手法不当，包括阴道分娩条件评估不准确、阴道助产方式选择不当等，对事故所占责任达61%至90%。院方向涉事产妇及家人致歉并赔偿。由事故发生到完成赔偿不足半年，若在香港发生，半年或许只够在死因裁判庭轮候排期。

内地《医疗纠纷预防及处理条例》第三章第34条列明，“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医疗纠纷，需要进行医疗损害鉴定以明确责任的，由医患双方共同委托医学会或者司法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医学会或者司法鉴定机构接受委托从事医疗损害鉴定，应当由鉴定事项所涉专业的临床医学、法医学等专业人员进行鉴定”。内地的司法鉴定中心，会否是本港医疗投诉处理方案的另一条出路？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鸿昌认为，两地法律不同难直接比较。陈永佳亦说，两地医疗体制不同难以参考。他指出，最重要是保障投诉者毋须不必要等待。

除了诉诸法庭之外，香港其实尚有另一种解决诉讼的程序，由认可的调解员协助投诉人与被投诉人了解双方立场，尽量于上庭前和解。不过，彭鸿昌指出，很多医院不太愿意参与调解，原因是院方需要先确认事件是否涉及疏忽，赔偿的责任是否在院方或医生身上，再讨论赔偿金额。彭鸿昌坦言，若相关疏忽对病人健康造成影响，需评估对病人的损失时，始终只有司法程序才可保障病人权益。

上文节录自第150期《香港01》周报（2019年2月18日）《医委会改革路漫漫　医患权益如何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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