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九巴车长罢工】1间公司5个工会　素人起义的无助

“死就我死先！”上月底发起罢驶的九巴女车长叶蔚琳在行动完结后说。虽说工潮暂告一段落，但从2 月10 日大埔巴士翻侧事故延伸的风波—巴士车长争取合理工时待遇的问题，却未见解决。九巴工会众多，按常理应能充分代表车长诉求，何以在与资方争取待遇时，却未能联手？

2月24日下午叶蔚琳在事前无预兆的情况下，突然号召其他车长在当晚参与停驶，固然出乎资方意料，也把成千成万乘客杀得措手不及。虽然大埔车祸令巴士车长工作时间过长、精神压力大、收入低等积疾再度进入大众的视野，但许多人在手机上看到停驶新闻的推送时，第一反应恐怕是担心周末消闲行程受阻，心生抱怨。罢工行动最终只有寥寥数人参与，网上充斥针对叶的恶意批评，九巴大型工会的高层暗嘲她是“白痴”，资方代言人更讥斥她发“死人财”。叶蔚琳坦承罢工失败，但她后来与公司管理层见面后，又称抗争行动“初步成功”。最新发展是她上周宣布将尽快把“月薪车长大联盟”登记成为正式工会，继续为车长争取权益，组织口号定为“车长权益，日日争取”。

撇除罢工是否卤莽的争议，细看叶蔚琳的诉求，其实说出了许多巴士车长的心声。发动罢工时，叶提出三点诉求：要求九巴取消评核机制，敦促政府教育市民如何有礼对待车长，以及在九巴的政策加入员工及基层声音。九巴已有五个工会，是什么驱使她不靠现有的组织力量，走出来发起工运？外界对这场一个人带出的抗争议论纷纷之时，对巴士车长的工作环境又知道多少？

“我们是公司承认的工会，会员占现职车长七八成，谁说不够代表性？”

“我们是公司承认的工会，会员占现职车长七八成，谁说不够代表性？” 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下称“汽总”）第一副主席张子琦笑称，工会三年一次的干事选举“开明民主”，由会员一人一票选出理事，不存在代表性不足问题。翻查资料，汽总声称单计现职全职车长会员，有约6,300人，与另一获九巴承认的工会加起来的成员共约8,000人，占去大部分现职车长。

“就算人多又如何呢？我们车长觉得工会无用是因为他们做不了什么，次次与公司倾都倾不到东西出来。”一名不愿望透露姓名的九巴车长如是说。前线车长不信任传统工会不是空穴来风，工会自我设限令他们最不忿。

汽总日前召开记者会提出要求将车长底薪增至19,000元，与九巴月前提出的优化薪酬方案中，相差近4,000元。

被问到何以月前与九巴就方案达成共识，日前却又“改口风”，张子琦解释该调整方案是早于去年便与公司开始商讨，与大埔意外无关，而真正决定加薪幅度是每年六月才与九巴会面讨论，“优化是件好事，绝大多数员工只有获益……既然争取那么多年，公司又愿意改善，我们自然欣然接受，难道我们要拒绝它吗？”那么，为何不趁今次意外，要求公司立即改善车长待遇呢？例如是他们2004 年开始争取的月薪增薪点？张子琦没有正面回应，只道出不参与今次罢工的原因，“罢工是终极谈判失败才会发起。假如我们贸然参与，是先痛打公司一顿才叫对方坐下来慢慢谈判，这样不合逻辑。”

张子琦强调，“工人不能下下一拍两散，不只伤害到公司，最终也会伤害到自己。除非你不想再在公司里做。”这番话，正正道出了不愿出面参与罢工的车长的痛处。

香港居民享有言论、新闻、出版的自由，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组织和参加工会、罢工的权利和自由。

《基本法》第27条列明：“香港居民享有言论、新闻、出版的自由，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组织和参加工会、罢工的权利和自由”。不过街工立法会议员梁耀忠却说出另一个故事—在工会里站得最前的人，是“底最白，也最无后顾之忧的人。”他解释，公司当然不会明言因罢工而辞退当事人，而是以工作表现不佳等其他借口，故敢于出来的人必须冒上被秋后算帐的风险。

“撇除政治立场不讲，大家明明同样希望改善车长待遇，为何不能五个工会坐下来慢慢倾呢？”

其实，只要细心梳理各工会的论述，不难发现它们的大方向一致。以今次事件为例，各工会均要求改善车长待遇，只是关注点不一，有的关注薪酬，有的关注工时长。“撇除政治立场不讲，大家明明同样希望改善车长待遇，为何不能五个工会坐下来慢慢倾呢？”梁耀忠摇头诘问。他指出，工会应以工人权益为大前提，可惜的是，不同的工会“目前还是碍于意识形态，纠缠在门户之争（争取会员数目）多于为工人谋取权益”。工会背后政治势力迥异，习惯各自表述，未能统合壮大劳工声势，向资方讨价还价能力因而下降。

那么，四分五裂的工会有可能团结一致吗？曾加入过三间工会的九巴职员权益工会理事长李国华或许可以提供答案。他1996 年加入九巴职工总会，2009 年加入职工盟旗下的九巴员工协会，2016 年12 月脱离九巴员工协会后，另组九巴职员权益工会。入职车长以来由白簿转为绿簿再转为蓝簿，李国华说最后为“理念”而出走，是看到既有工会的不是吗？

“有的是人事斗争，有的是政治至上，无一是真正为工人发声。”

“有的是人事斗争，有的是政治至上，无一是真正为工人发声。”李国华记得，退出第一间工会源于当时希望帮一位属于别的工会的伙记。当时他向自己的工会求助，却被一句“他不是我们的人（会员）”拒绝。这让李国华醒觉，明明大家是身穿同一套制服，却有亲疏之别。他后来在另一工会逗留了七年，最终另起炉灶，背后又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他没有仔细说明，只道了一句：“工会不能靠一人说了便算，而是要听工会内所有人的意见。”

上文节录自第101期《香港01》周报（2018年3月5日）《 一间公司5个工会　九巴素人起义的无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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