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倡议】香港须全面主导单程证审批权
“前往港澳地区通行证”（俗称“单程证”）制度出台至今，已为香港带来超过140万名新移民，让无数分隔于中港两地的家庭得以团聚。
家庭团聚是人权，本来无可厚非，但现时单证程申请的审批权只在内地，香港无从置喙，不利政府制订长远社会规划。
要改变这局面，政府必须尽快与内地当局协商，取得单程证审批权。
“取回单程证审批权”是大众耳熟能详的口号，但甚少人仔细解释个中内涵。现时政府在单程证审批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内地当局制订了每日单程证配额，但据统计，内地当局通常不会用尽配额，如2007年单程证配额为每日150个，但该年持单程证来港人数共33,865人，平均每日只有93人。有些社会组织要求香港政府用尽每日名额，以协助更多家庭团聚，但政府对此根本无能为力。
诚如香港政府官员经常强调，单程证是由内地当局签发的证件，在审批过程中，香港政府部门只能参与三个程序：
一、签发居权证，证明申请人是港人子女；
二、基因检测，核实申请人声称的父母子女关系；
三、签发各式证明书，例如“登记事项证明书”（可证明当事人的姓名、住址、出生日期及地点、婚姻状况及配偶姓名）和“无结婚纪录证明书”（可证明当事人是否曾在香港结婚）。
由此看来，港府在单程证申请审批过程中角色被动，不能决定谁可来港，新移民的身份背景与人口特征自是无从过问。但一个政府有权决定谁能移居到来是理所当然的事。举例而言，内地人要移民美国，自然要获美国政府批准，即使想改户口入籍北京，也要北京市政府首肯。唯独内地人持单程证移居香港，香港政府却无从置喙，岂非怪事一桩？香港近年有意见认为政府应取得单程证审批权，可说合理之至，但竟被曲解为“歧视内地人”，实在荒谬。
自2010年代以后，中港矛盾加剧，一些激进的本土派十分关注单程证议题，同样主张收回单程证审批权，但搀杂不少非理性的仇视新移民观点。2013年底，终审法院裁定内地妇人孔允明的司法覆核案胜诉，内地人来港一年即可申请综援，刺激了某些港人，令他们产生“内地人来港掠夺资源”的观点，对新移民更反感。部分议员的议会发言亦显得“紧贴民情”，如莫乃光曾指持单程证来港的新移民都是低技术且高龄，“是一群令香港的福利负担越来越沉重的新人口”，且会“沟淡”香港人。
如此一来，“取回单程证审批权”这个本应是理所当然的政策，竟被指斥为“歧视新移民”，令讨论焦点变得模糊。例如范国威曾动议“制定政策时需以‘港人优先’为依归”，主张取回单程证审批权，尽管范强调“倡议及制订移民政策本身不会构成歧视”，但叶国谦仍质疑他的动机暗含“排外”，同为泛民的张超雄也指范的议案“间接让香港人产生一种感觉，就是这群人（新移民）令我们失去资源”。就此，我们必须强调“取回单程证审批权”与“歧视”无涉，此举是为了让政府掌握足够的资料制订人口政策，外界不应再将焦点错置。
不过，每逢有议员促请取回单程证审批权，香港政府都会以《基本法》第22条第4款及人大解释为“挡箭牌”，称审批权只能由内地行使。翻查《基本法》原文，条例指“中国其他地区的人进入香港特别行政区须办理批准手续”，全国人大在1999年则将之解释为内地人须“依照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向其所在地区的有关机关申请办理批准手续，并须持有有关机关制发的有效证件方能进入香港特别行政区”。
就此，正如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员李柱铭和基本法委员会成员陈弘毅所言，该条文并没有明文否定香港可拥有单程证审批权，因此政府的辩解理据并不充分。再者，《基本法》仅指明内地人要在内地办理批准手续，但从制定人口政策的角度而言，香港最需要的是“审理”权，而非“批准”权。如此看来，在《基本法》第22条框架下，政府仍有足够空间与内地商讨具体安排，取得单程证实质审批权，让香港决定谁能来港，乃至申请者的获批先后次序，而非只能对配额提出意见。
单程证制度是否完善，相信读者心里有数，还望新一届政府勿再故步自封；更重要的是，既然本土派与传统泛民议员均有此主张，林郑若要展示新政府气魄、改善行政立法关系，何不由此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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