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偷家族】专访是枝裕和 由纪录片转拍亲情片：只因对母亲后悔
日本导演是枝裕和，刚刚过了他的56岁生日。
今年已经是他第7次入围康城电影节了，终于，凭借影片《小偷家族》，走上最高的领奖台，拿下了“金棕榈最佳影片”，在台上，他开玩笑说“我的腿在发抖”。
编辑：yali（一条 ）
是枝裕和最为人所知的，就是他拍的家庭题材电影。他的亲情片，描述了家庭关系中，真实而复杂的人性，在温情满满的表像下，似乎藏着一把小刀子，不经意地戳破人心。也因此，他是在国际上最受欢迎的日本导演。
他曾经为日本富士电视台拍过10年的纪录片，那时候他一心扑在工作上，陪伴家人的时间很少。直到他37岁那年，母亲去世，“真后悔没有多回去看看她......”
怀着对母亲的内疚，他开始拍摄和亲情有关的电影。
今年的上海电影节，是枝裕和带着新作《小偷家族》来到上海。电影票一经发售，引起了影迷们的疯抢，一票难求，甚至有影迷说要用上海市中心一套房换一张票。不少观众说这是他的“封神之作”。
在是枝裕和来上海参加电影见面会的那天，我们和他在一起待了半天，听他谈谈电影，聊聊记忆中的闪光和遗憾。
他上次来上海，已经是11年前的事情了，“真想在上海散散步啊”，是枝看着车窗外的街景，拿出手机连拍了好几张照片。
我关注着被社会抛弃的人
自述：是枝裕和
我其实不是个亲情片导演。残疾机构的小孩、邪教恐怖袭击事件......在2008年以前，我拍的是这样的纪录片，甚至还陪着日本首个公开承认因为性行为而染上爱滋病的人，走过了人生的最后一段日子。
我曾经拍了10年的电视纪录片，可能因为这个原因，我很关注社会新闻，以及出现在新闻里的那些人。他们通常被社会抛弃，没有人会关心他们的生活。后来我拍摄了很多和家庭、亲情有关的电影，家庭形式很多种：离婚家庭、抱错小孩、或是一群被抛弃的人组建的没有血缘关系的家庭......
2004年，我根据1998年的一则社会新闻，改编拍出了《谁知赤子心》。这部电影，讲述一个和四个不同男人、生下小孩的妈妈，离家出走，而孩子们在家里慢慢饿死的故事。我很好奇，被遗弃的小孩，他们的生活和心情是什么样的。我想让他们能够被这个社会看到。
而这部影片，也让当时才14岁的主演柳乐优弥，拿下了康城电影节的影帝，他也是康城至今最年轻的影帝。
我的新片《小偷家族》，讲述着一个特殊家庭的故事。
家里有奶奶、爸爸、妈妈、儿子和捡来的小女儿。但他们所有人都没有血缘关系，却生活在一起，相依为命。一家人一起偷东西、犯罪。他们是一群被抛弃的人，被父母、被老公、被社会......各有各的故事和伤痛，却又幸福地生活在同一屋簷下。
我想，再残酷的人生中，也会有发光发热、开怀大笑的时候吧。
人生总是有那么一点来不及
我开始从社会纪录片转型拍亲情片，其实是在母亲去世之后。
我人生中大部分时间也都花在拍电影上，陪家人的时间很少，在我父亲去世后，母亲就一直一个人住，可我也几乎不怎么回家，对母亲有些不管不顾。
我还记得最后一次和母亲吃饭，在东京新宿的一家餐厅，她一个劲儿地抱怨“肉太小啦”，“太贵啦”，但还是把喜欢吃的菜吃个清光。然后我送她去车站，一直目送着她的背影，直到她消失在检票口的人潮中…...
母亲去世之后，我开始写《横山家之味》的剧本。在剧本第一行，我写了一句话“人生总是有那么一点来不及”，然后有了这个电影标题——《横山家之味》。
人生总是有太多的来不及。我对很多事情感到后悔，没有好好尽孝心，没有为母亲做点什么......是这样的悔恨，让我开始想要拍更多与亲情有关的电影。
树木希林是我常常合作的女演员，我请她出演《横山家之味》，因为她很接近我自己的母亲形象。我母亲是刀子嘴豆腐心，说话有点刻薄，但是又挺幽默的。
《横山家之味》就像是我对母亲的目送，把她生命中的瞬间，截取和收藏进电影里。我不想悲悲戚戚地怀念她，所以拍了一部明朗的电影，希望大家看了片子就感觉到，“啊，母亲就在那里”。尽可能地让人欢笑，与母亲一起欢笑。
在我小时候，母亲在“不二家”这个很老牌（不怎么好吃）的蛋糕厂上班，每天下班的时候，厂里会剩下一些没卖完，或者形状有些坏掉的蛋糕，她就会带回来。
每天我放学回家，冰箱里一定会有不二家的蛋糕。 在康城首映礼上，我收到了一个生日蛋糕，不由想起了我的母亲……天天吃甜的可不是好习惯啊。
我电影中的男人，都没甚么出息，因为我父亲就是个这样的人。
我的爷爷奶奶在1920年代，逃婚到台湾生下我父亲。他经历过战争，还去西伯利亚劳改了好几年，终于才回到日本，但内心苦闷，终日沉迷酒精和赌博。
我的母亲从小被宠大的，和我父亲结婚前，在银行上班，后来因为相亲认识了我父亲。
我母亲对一无是处的父亲一直都很冷淡，直到死前，还说他们的婚姻是一场错误。母亲一直怪父亲没买车，所以我们家有个传统，喜欢凑到别人家的车子前面合影，像是自己的车一样。
2011年，我在拍《谁调换了我的父亲》，那段时候我女儿出生了，我做了父亲。
以前，我都是站在儿子的角度在拍电影，现在，我自己也做了父亲，拍摄电影的视角也变化了，后来出乎意料地写出了一些新鲜的家庭题材。
《谁调换了我的父亲》这部电影，讲的是两个家庭的故事，他们在医院里抱错了小孩，等到孩子长大才发现。
在拍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内心还没有那种为人父的感觉，甚至还有些焦虑。我陪伴女儿的时间很少，对女儿也感觉愧疚。有很多自己生活中的小细节，都被我用到了电影里。
《谁调换了我的父亲》中，躺在沙发上的父亲，从沙发的空隙里掏出了花茎，这其实是我自己的经历。我的小女儿曾给我送过一个父亲节礼物，就是一朵小花。
女儿4岁时，上幼儿园学琴，去上课的路上她非常认真地问我，“以后是不是可以嫁给爸爸？”，我只好回答“不行啊，虽然很遗憾，但真的不行啊。”
我小时候很会打保龄球的，还参加过儿童比赛，得过奖品。前阵子和女儿去打了保龄球，都没怎么赢，还没她打得好。这下可糟了，好没面子呀......
曾经也每天都不想上班
我最早是在早稻田大学读文学专业。一直有写作的习惯，从1993年开始到现在写了有25年，我会在笔记本里记录各种想法，偶尔写写日记。
20多岁，刚进入影视行业的头几年，都在做导演助理，当时的工作很苦，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都会想说“今天开始不干了”。
后来，我为了能去长野县给一群小学生拍纪录片，就告诉自己，你必须先赚钱，才能拍自己的电影，于是就咬牙把导演助理的工作坚持了下来。
正是因为找到了一个心灵支柱，才得以度过那段刚入行时的艰难。现在拍电影，完全就是享受了，每天都很开心。每天拍摄完的素材，晚上我自己会剪辑，剪完之后再修改剧本，第二天用修改好的剧本接着拍。
自己写，自己导，自己剪。这就是我的工作方式。
80年代，我大学生的时候，中国电影就在日本掀起过热潮。当时的中国导演陈凯歌、张艺谋，还有导演了《蓝风筝》的田壮壮，他们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是当代电影中非常重要的创作者，通过他们的电影，我更加理解中国了。
和贾樟柯导演关系很好，我们出道的时间也差不多，常常会在电影节上碰到。他来日本的时候，我有带他们一起去吃了寿司，很开心。
每次电影放映后的观众见面会，会收到各种各样的观众提问，有时我会被问懵了。这些观众提问，都是留给我的作业，我要放在心里好好想一想。
在康城电影节获得大奖之后，日本媒体说我这次是如愿以偿，实现心愿，但我自己并不这么觉得。得奖不是最开心的，最开心的是能和我尊敬的导演们一起交流。
我现在56岁，我想等到我60岁以后，也许又会拍出更不一样的家庭的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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