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难民同行】在港出生却是无国籍者　难民二代盼拥謢照成香港人

“难民”总是被贴上负面标签，他们流落异地挣扎求存，纵使能暂时停居留甚至诞下孩子，但依然是无根的人。在港出生的难民二代亦不例外，他们虽然是土生土长，但免不了受到无国籍（statelessness）身份所限，没法得公民资格，也不可能拥有护照，成年后更不能在本地就业，现实困境无法解决。于香港教育大学当助理教授的伍凤嫦博士（Isabella）是为本地难民奔走的学者之一，她在著作《与难民同行》中以个案反映难民儿童的困境，例如一名16岁、在港出生的难民二代，虽然克服难关在学校与同学相处愉快，更被选为足球校队的成员，但他不能取得护照，因而无法代表学校出国集训与比赛，倏地明白到日后仍会继续受难民身份所限，恐难展翅发展人生。伍凤嫦博士指许多难民二代都能说流利广东话、英语及乌都语等，且十分渴望在落地生根成为香港人，但现实是只能面对没有前途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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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与难民同行——港人与难民的故事》的内容节录：

“难道我不是香港人吗？我是在香港出生的，为什么我没有护照？”

16岁的Ali与母亲同为免遣返声请者，来港多年，相依为命；两年前，我们的组织接获两母子的求助。当时，我们在元朗附近的Yoho Mall（形点）天桥上会面。Ali先作自我介绍说：“Madam，我现在读中一，学校老师欣赏我踢足球的天分，我已被选拔为校队成员，学校给予了机会让我跟其他同学一起到外地集训和参加比赛。”蓦地，Ali向我提出请求：“请问你可以帮助我取得护照吗？我十分渴望出国进行集训与比赛，我需要一本护照。”

面对他如此兴高采烈的请求，我顿时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内心感到十分难过。若我答应可以，则是欺骗他。但是，我亦不忍心向年纪小小的Ali诚实以对。停顿了一分钟后，我平复了情绪，跟他道出残酷的事实：“Ali，我明白你很积极，亦欣赏你的努力与成果，但是，我很抱歉，你不能够取得护照。”他感到十分愕然，当即追问我：“为什么我不能拥有护照？我不是香港人吗？我是在香港出生的！我是应该拥有护照的啊！”我惟有解释说：“在香港，由于你们没有国籍，所以你是不可能拥有护照的。即使你妈妈居港已久，亦不可能拥有。若你们离开香港，将难以回来。”

此时，Ali便激动起来，并不停地追问我：“为什么我离开香港后不能回来？为什么我没有护照？我是香港人，为什么他们不给我护照？为什么？”我被他一连串的问题给愣住了。我惟有无奈地回应他说：“没错，你是在香港出生的，即使如此，你是一个没有国籍的香港人，我很抱歉。”

以上Ali的故事只是冰山一角。与大部分在香港出生的免遣返声请者二代一样，他们的父母来自不同的国家，例如Ali的父亲是巴基斯坦人，母亲是印尼人。在Ali小时候，他的父亲已经被遣返到巴基斯坦，各散东西，剩下母亲与他在香港相依为命。鉴于两母子回国会面临生命危险，留在香港是唯一的选择。

最初，Ali的妈妈对申请免遣返声请者的细节与香港的教育制度一无所知，直到Ali进入就读小学的适龄岁数时，他们才申请为免遣返声请者。然而，Ali在初中适龄岁数时才被送进学校。已经没有读书超过11年的他，面对学习上的种种困难，很多事情须要重新学习。尽管如此，他没有打算放弃，校内的老师十分照顾他，与同学们关系良好，在良好的学习气氛下，他表示喜欢上学，学校也供给他免费的校服与每日午膳。长远而言，他希望自己可以留在香港生活。

其实，Ali与其他在香港出生的难民儿童一样，不但能使用流畅的广东话与人沟通，还可以良好的英语、乌都语及少量印尼语交谈，他能在险恶处境下生存及掌握多种语言实在是才略卓越。纵使如此，这群难民二代往往受到香港政府的制度所限，即使语言能力游刃有余，仍未能振翅高飞。以上种种困难，Ali与家人默默承受，苦苦忍耐。Ali表示：“我很失望，感到气馁，但我不会放弃！”因为他希望有一天，在香港出生的难民儿童纵然种族与肤色各异，终会被承认其港人身份。

除了上述所及，在香港出生的难民儿童所面对的，是根深蒂固的难民在港身份问题。与争取给予工作权利相较，香港政府并没有强烈表态怎样处理这些难民儿童，其中一个主因为香港是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缔约国之一，有异于其他缔约国，香港政府在对待难民的政策中已违反了作为缔约国应有的责任。是故，香港政府并没有像否定难民的工作权利般主动限制在香港出生的难民儿童及在公开场合表态。

在2015年前出生到现在的难民儿童，有些已长大为青少年，有些则是初生或在就读小学，他们均受我们的教育和文化薰陶，却不被承认是香港人。更甚的是，香港政府采取排外政策对待来港难民，从多年经验可见，香港政府惯常地期望尽快完成大量来港难民个案，因此，香港政府部门及负责人员不会仔细地研究每一个个案的情况，特别是那些家庭中拥有不同国籍的父母们，他们的孩子随时面临与父母骨肉分离的情况。

不值得成为公民的孩子们（The undeserved little citizens）

Aihwa Ong撰写的Buddha Is Hiding: Refugees, Citizenship, the New America里，她引述了在美国的柬埔寨难民怎样被白人的社会认定为“不值得作为公民的人”。在香港的情况，此针对性思维更是明显。香港学者黄冠能先生就在他的文章里提及，在香港回归后香港政府与建制派以“种族血缘论”（ethic nationalism）作为种族认定的主轴。更甚的是，在港的免遣返声请者多数会被认为是低等的人，令罪案率上升，香港社会更一贯地以种种负面标签攻击难民，包括危险、污蔑、可怕、带攻击性。即使是难民的后代，也躲不过上述负面标签带来的逼人生活。

从以上所及，可见这群难民二代比香港本地孩子更国际化，更能为香港这个大都会的发展出一分力，不幸地他们正面临身份等挑战，被香港政府拒诸门外。难民二代的困境——没有明天的孩子在香港教育大学亚洲及政策研究学系的调查中，超过五成人（51.6%）赞成给予难民孩子拥有居港权。有关报告刊登后，《南华早报》的其中一封读者来信中亦建议香港政府应给予难民孩子一个机会。

当香港的出生率已经是全亚洲位列第三少的地区时，为了香港的将来与发展，我们是否应给予难民孩子一个机会发挥所长呢？

作者：伍凤嫦博士

香港教育大学亚洲及政策研究系助理教授。她的研究领域包括性别研究、媒体理论及移徙人口（包括难民及无国籍人口）。研究地方主要在香港及东南亚。她更是香港寻求庇护者及难民协会创办人之一。

出版社：红出版 （圆桌文化）

《香港01》获出版社授权转载，标题为《香港01》编辑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