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学研．三｜制度惯性难助创新　科研环境频现“劣币驱逐良币”

香港拥有五所世界百强大学，科研实力雄厚，但知识成果的转化率并不高。如果将科研比喻为种子，科创则是种子发芽、生长和结果的过程，若要让种子发芽结果，就需要有好的土壤和培育环境——这就是“制度”的作用。当科研环境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科创基金鼓励保守而非创新，这样的土壤便难以孕育出好的科创成果。

“产学研”专题报道之三

论文越多学术越好？

香港大学数学系主任袁晓明专注于应用数学领域，在接受《香港01》采访时，他反复强调希望应用数学学科能够走向真正的应用，而不只是满足于论文产出数量，或是被引用次数等数字：“科学界、学术界的问题通常是偏理论、偏学术、偏抽象的，比如说数学本身就是这样的一个学科，研究一些高度统一、高度抽象的规律和原理，有些问题确实也是来源于实际，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很多问题可能已经脱离了实际。有些学术问题的讨论，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无的放失’，就是你的问题是来自于别人的一篇论文，别人论文的那个问题又是来自于另外一篇论文，好像永远不能收敛到一个实际问题。”

袁晓明认为，工业界的问题是实实在在的问题，解决问题需要有新的技术，解决后能够获得经济效益。但出于商业原因，这些问题可能无法写成论文，或者说，有些即使能写出论文，学术界也未必会欣赏，因为有些学者未必认同问题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学术界一直都有些教授，虽然声称在做应用问题的研究，但写的论文却严重地脱离实际，更有甚者还会炮制大量的低质量论文，这样的做法被戏称为“Paper Machine”。这些论文没有实际意义，只是在“解决”为了发表论文而制造出来的假问题。袁晓明在本地高校执教已经超过15年，他自言对香港这座城市极其有感情，也亲身经历了香港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阶段，但近几年愈发有感香港应用数学学科的科研环境显著恶化，就是因为个别“身居高位”的学者制造了各种学术不端的现象，令他十分痛心。

“纯数学家的论文可能没有社会实用价值，但是有数学上的‘美感’，让人有精神上的享受，能够突破人的认知极限；而应用数学很多的论文既没有美感，也不针对问题解决，更不可能被企业应用。”袁晓明表示，“论文灌水”是对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因为完成这些论文需要花费大量的科研经费，有些学者用低质量的论文获得政府资助后，再雇用更多的人写更多的低质量论文，像滚雪球一样恶性循环，并且对社会有非常严重的误导作用，例如擅长灌水的教授可能因为“著作等身”而身居高位，拥有很多光环，政府也就认为他们是科研的主力军，会把重要的课题交给他们做，他们也因而拥有更大话语权，可以参与政府决策，定义发展方向，结果就是“劣币驱逐良币”。袁晓明还指出，外地学术界已有很多学者对香港的科研制度提出质疑，“觉得好像论文特别多，但是好的论文没几篇。”

论文“灌水”恶性循环

在采访过程中，袁晓明多次感叹道：“你很难想象，在香港有这样的土壤，可以让一些做算法的教授身居高位、占据大量的资源，每年写很多的论文，在论文里提出很多算法，但实际上却连MATLAB（用于演算法开发、资料视觉化、资料分析以及数值计算的进阶技术计算语言）等基本的计算程式都不会用。还有的教授声称做人工智能和数据科学，却连什么叫Training Data（训练集），什么叫Testing Data（测试集），这种神经网络里面最基本的概念都不懂。”他认为，香港之所以没有太好的创科环境，与这样的学术现象有直接的关系。至于如何改善这些问题，他则表示指责某一个人并没有用，而是要反省制度性的不足：“我想政府的初心一定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么大的投入，选出最优秀的学者进行资助，但是为什么没有这样的效果？你要去反省一下哪里有问题。”

袁晓明指出，政府已经逐步提高制度的科学性。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教资会）的研究评审工作（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RAE），每隔六年会对本地高校的研究质素进行评估，其中有项指标叫做“影响力案例”（Impact Case Study），而将于2026年进行的RAE中，影响力指标的比重会被提高至20%，“这也表示了政府的一个态度，就是希望大家的研究还是要走向社会、走向实际，不要做一些为了写论文而写论文的研究。”

近几年特区政府为扶持创科行业动作不断。《施政报告2022》宣布设立100亿元“产学研1+计划”，自2023年起资助最少100支有潜质成为初创企业的大学研发团队，他们须分两期完成项目，首先于三年内转化科研成果落地，随后再用两年时间把科研成果商品化。2023年9月，政府发言人表示，特区政府在过去几年已投入接近2,000亿元，用以提升科研基础设施、资助研发活动、支持产学研协作，以及汇聚及培育科技人才等。

政策很多尚未成功

袁晓明也看到政府有很大改善、出台了很多政策，但他不认为有关政策算是“成功”。原因之一就是政府政策的限制比较多，比如知识产权的归属、项目如何使用，都有一些不太能够落地的要求。“当然从政府角度，从管理角度看的确需要这样做， 但对教授来说这个就变成不方便了。”他举了一个具体的例子：一开始推动“产学研1+”项目时，曾在香港学术圈内引起轰动，因为资助额特别大，每个项目的资助额最多可达一亿元，但他了解到，很多人最后选择放弃资助，因为项目规定教授做初创时需要有一个业界的合伙人（Partner），而该合伙人必须出资500万元以上，然而，专业的投资人一般给予初创企业的投资额度不会超过100万元。“一般情况就给你几十万元，叫天使投资，就是给你玩的。如果说要投资500万元以上，他们会希望这家公司已经成型了，并且要有milestone（里程碑）。在投资界，500万元以上的投资通常叫基金投资，需要董事会开会讨论。”

此外，袁晓明还指出，政府推出的很多研究资助计划和评审制度，仍是倾向鼓励相对保守的计划：“虽然表面也说你要创新，但是如果写的东西相对创新，那评审遇到的风险会比较大。因为评审更多时候看的是Track Record（往绩）、是否保证有产出等这些与‘创新’相矛盾的指标，以示‘公平’和‘有效果’，甚至令人感觉投入的研究经费需要像投资金融产品一样确保有回报，所以创新的研究想法有更大概率是拿不到（基金）的。如果你做的是交叉学科或者比较新的题目，也不太容易拿到，因为送出去审的时候，Panel Member（评审团成员）已经不知道该送给谁审，最后回来总是有各种各样的意见。”

袁晓明分析道，一些非常有规划、能够清楚交代，在未来四年里每半年就能做到什么成果的计划，通常比较容易拿到基金。“但是你知道，创新的科研是不可能被如此详细地计划出来的，这个本质上就矛盾了。所以他（政府政策）是鼓励你墨守成规，或者做一些已经想好的、按部就班的东西。如果你在一开始就已经把未来四年每半年要干什么都规划好，这怎么可能是创新呢？所以说，从最基本的资助教授做研究这一方面，其实就不是创新的思路。你连鼓励教授承担科研风险的机制都没有，怎么可能创新呢？”袁晓明不断反问。

学界期待公平竞争

不过，对于申请项目前提就是必须得到产业界或者投资界的投资，香港城市大学副校长杨梦苏认为这个门槛是正确的，并不算高。因为政府的资助基本上是无偿的，政府要考虑如何公平公正地分配资金，但当前又没有足够强的能力判断哪一个项目最后可以成功产业化，而如果产业界和投资界愿意投入到某个项目，政府就会有更大的信心。在杨梦苏看来，设立这个门槛，既可吸引到社会上更多的资本参与科研成果的转化，又可借助产业界资本的投入帮助政府进行一定的筛选和把关。他总结道：“政府的产学研1+计划，相当于是抛砖引玉，算是抛了一个100亿元的砖头，希望能够吸引到产业界更多的投资进来。”

2022年12月10日，香港城市大学发布新闻稿表示，学校跻身泰晤士高等教育（THE）大学排名前一百位，但所获得的教资会资助与其学术地位并不相匹配，所以城大必须自筹经费招收博士；此外，城大自资五亿港元创办大学旗舰创新创业计划“HK Tech 300”，各界热烈响应，然而“‘HK Tech 300’计划，全球注目，香港政府闻风不动。”

几年过去，港府仍然闻风不动。但杨梦苏能够理解，政府不可能支持个别高校的某个项目，而他也看到政府已经为了香港的创新环境做了大量投入。他期望政府能够鼓励更多社会上的资源、更多的力量建立创科的文化和环境，将“HK Tech 300”项目作为样板来推广。谈及政府可以给予的支持，杨梦苏则认为是提供更加公正、更加透明的竞争环境，而他也期待“HK Tech 300”培养出来的团队能有更大的机会、更好的成熟度去申请：“我们不怕竞争，我们欢迎竞争，我们只是希望在一个公平的Playing Ground上面去竞争。”

校企合作经验不足

高校在鼓励师生进入业界的过程中，同样需要制度性的保障。香港大学经管学院助理教授黄珊表示，教授往往需要大学的很多辅助和支持，才可以与工业界建立一种有效、安全的合作。例如，要有学校的律师去跟企业律师签合同，要有一套完整的数据保护的协议、对版权和成果的清晰分配，要对参与项目的教授和学生进行约束和管理。

具体而言，教授作为项目负责人（PI）引入企业合作时，通常会在大学内部组建团队，让其他老师和学生参与其中。PI通常会与企业保持长期合作关系，自然承担起相应责任，但其他团队成员可能会有不同的“诉求”。极端的情况是，学生或项目参与者在接触难得的数据和资源后，私自拷贝这些数据以供未来使用，或者把项目成果“拿”走，甚至“送”给他人来获利。黄珊透露，自己就曾经历过类似的极端情况，因此，大学需要建立充分的管理框架以为企业提供安全感，并且保障合作的机会和自由度不会因此受限。她补充道：“公司开放数据给大学生产知识，而知识是有版权的。合作首先是基于信任，法律约束是在出了问题之后触发的，一旦涉及法律，大学和企业都会面临很大的成本。”

黄珊谈及自己在麻州理工学院读博士的经历。那时学校有专门请律师给博士生们讲解校企合作的相关法律和全球规范，使她获益匪浅，她也以此提出相关建议：“据我所知，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实施这类培训的大学并不多。鉴于香港与大湾区的地理邻近，与产业界合作活跃，我认为香港的大学在这方面应该成为先行者。”

对于高校如何发展出一套制度，以保障师生进入业界或进行合作，杨梦苏表示，很多国家地区、很多大学都已经在做科研成果转化，因而有很多成功的模式，但没有一个是标准的模式，所以每个地方、每个大学可以根据各自的情况来作出相应的安排。大学基本的三个方面：科研、教学、对社会的贡献，就是通过科研成果转化、知识转移、包括成立初创来实现的。至于每所大学怎么平衡，具体到每个教授怎么平衡，他认为大学应当有其自主权：“大学总归有Accountability（问责性），尤其是公立大学获得政府拨款，有一定的问责，这个问责牵涉到怎么对大学进行评估。如果你对大学的评估只是专注于发表了多少篇文章、研究生招了多少个，这也限制了大学，所以应该给大学更大的自主权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