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学研．一｜创科时代的高校课程：从“以教为主”到“以学为主”

特区政府自2022年底积极推行一系列“抢人才”的政策，已有19.6万名人才抵港。然而，从外地“吸引人才”只是整个“人才战略”当中其中一环，关键仍然少不了在本地做好“培育人才”、“挖掘人才”、“留住人才”等工作。以最炙手可热创科为例，香港多所高等教育院校的课程设计和资源配置，又有否适时革新教育方法和理念？——对此，一些任教相关学科的学者这样告诉《香港01》——“企业越来越多地用数字实验去做决策，但是大学很少开设专门的课程。”“我听到过一些学生的抱怨，有些课的内容可能几十年都没变过。”“教课教得好的话，给教授带来的表面回报不大，大家比的更多是谁能够发顶尖的论文，谁能够拿更多的研究经费。”

“产学研”专题报道之一

将实际应用带入课堂

“你一定有很多使用谷歌（Google）的经验，也一定看过无数蓝色文字的谷歌搜索结果，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些文字是蓝色的？”在香港大学经管学院的课堂上，助理教授黄珊以同学们熟悉的谷歌界面举例，解释数据分析领域常用的分析工具。

“使用蓝色并不是一个顺其自然的决定，谷歌将用户分成41个组并分别显示不同的文字颜色，记录两周时间内各个颜色获得的点击量，表现最好的颜色成为了最后选择的蓝色。”她继续向同学们提问：“这个决策如果由人决定，会容易吗？”同学们纷纷摇头，黄珊接着解释说，即使是一个资深的介面（UI）设计师，也难以预测使用哪种颜色会带来最好的效果，但数据可以作出决策，这便是数据以及A/B实验应用到实际决策后带来的转型，即由高层决策到由数据驱动的决策。

黄珊观察到，很多香港的企业，例如电商平台和银行，都已经意识到数据对商业决策的重要性，也在招募这方面的人才。但根据她这些年与企业合作的经验，数据深入决策需要建立新的企业决策文化，这个过程的难度可能超出预期。传统企业的决策权基本集中在领导层， 数据参与决策的重要影响是由数据证明决策的合理性，而不仅仅是用人的经验和权威来验证。这个过程会导致决策权部分下发给基层员工，使得决策权更平等：任何人提出的建议，经数据证实，都有被采纳的合理性，与此同时也要规范决策权在基层的滥用。“比如说，一位基层员工通过A/B实验证明了他的提案能够增加更多收入，那么根据数据结果，提案就有被接受的正当性；相反的，如果上级的提案在实验中证明是无效的，那也有理由被否决，这种改变，特别对于已经成熟的传统企业在开始是很难适应的。”她补充。

出于对中国互联网行业现象的浓厚兴趣，黄珊自攻读博士第三年开始，一直与内地互联网企业保持联系与合作。在美国麻州理工学院取得管理学的博士学位后，黄珊去了华盛顿大学任教。然而，新冠疫情的爆发使得在身在美国的黄珊被迫中断了许多联系和观察，想到这样的中断可能要持续好几年，她决心离开美国来香港执教，因为香港在地缘上也更接近内地的互联网企业。

“企业越来越多地用数字实验去做决策，但是大学很少开设专门的课程。”黄珊表示，自己从美国回来的一个目标和收获，就是把数字实验方法开成了一门完整的课程，这门课完全基于企业界的一线经验，也参考了很多企业内部培训的内容，并且会邀请企业的专家来到课堂做分享。

不过，要让教学落到实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觉得大学的课程和业界是有Gaps（间隔、差距）的。”黄珊指出，在香港，一方面企业对数据科学的发展还比较滞后，人才和技术也不是特别成熟；另一方面，大学教育与企业需求之间的结合还可以更紧密。她感叹道：“大学教育应该能走出大学，特别是面向就业的项目，需要和工业界产生更深的链结。”

教授应有使命感

“我听到过一些学生的抱怨，有些课的内容可能几十年都没变过。”香港大学数学系系主任袁晓明强调，大学的教育与中小学有所不同，大学教的东西往往是在发展的。比如，20年前某个算法很好，但20年以后这个算法可能已经被提升了无数遍，有更好的算法出现了，如果教授还在教20年的那个算法，那对学生显然不公平。袁晓明解释说，系里会根据教授的专业或特长安排课程教学，具体的课堂大纲主要由授课的讲师决定，“但是你要知道，人都有惰性，有些课你觉得设计得挺好的，也花了很多时间，但每次变动需要做一些Paperwork（文书工作），还要开一些会来批准，所以很多时候大家也就算了。”

袁晓明表示，课程的更新常常要求教授在讲课时自己把握和发挥，比如简单的内容可以让学生自学，过时的内容可以直接跳过，并补充新的东西进去。但他承认，许多教授没有理会这一点，因为要教学生新东西的前提是自己先学会，再把它变成学生能听懂的内容，这就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从功利角度来看，这对教授而言“没有用”。

“大学的考核对研究越来越看重，虽然表面上也说教学与研究同等重要，但实际上，教课教得好的话，给教授带来的表面回报不大，大家比的更多是谁能够发顶尖的论文，谁能够拿更多的研究经费。但我始终觉得大学老师应该有所使命，要把教书这个事当成很重要的一件事。”根据袁晓明教学的经验，在教应用数学课时，如果能把一些真实的应用带入到课堂中，效果会完全不一样，例如他带学生做一些有研究性质的项目时，学生就会表现得比较积极，而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就更有可能会发现自己的潜力，创造出一些新的知识。

学生重视实践机会

香港城市大学副校长（研究及科技）杨梦苏也有类似的观察。他指出，现在的教学模式相较传统而言出现了不少的变化：“传统是以‘教’为主，现在我们的改变是要以‘学’为主。以前我们都强调teaching，就是教师在课堂上拿着讲义、拿着幻灯片去讲，学生坐在底下听。但现在随着互联网科技的发展，同学们有很多不同的渠道去学到知识，所以教学应该转为以学为主，怎么样帮助同学能更好地学到，激化他的学习能力，你要能够让他有兴趣，让他Interaction（交流），让他跟其他人要互动，让他觉得有趣。”

不过，在杨梦苏看来，大学没有划分“理论性”或“应用性”的课程，“就像我们做科研，没有太多地去纠结是基础研究、理论研究还是应用研究，我们讲的研究只有‘好的研究’和‘差的研究’。”至于如何判断研究的好坏，杨梦苏认为要看有没有创新性、能不能应用，有些研究在短期内就可以应用，有些虽然短期却无法转化应用，但长期看来是有可能的，因此并不是说后者就不能做，或是只能停留在理论层面，“有很多颠覆性的东西确实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够变成实际的产品。”

那么，报读这些学科的学生们收获了多少？

课程质素高但留不住人才

本科就读全球商业管理（Global Business Management）专业的本地生Hatty，毕业后意识到自己专业技能的不足，同时她也观察到，就业市场对数据分析的技能需求越来越大。“现在社会发展更趋向于科技驱动，数据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部份。”于是，Hatty选择进修商业分析的授课制研究生项目。该项目为学生提供实习机会，以同学组队的形式与企业进行合作。Hatty实习所去的Yuu集团是一个欧洲背景的公司，不允许将用户的购买纪录与私人信息储存在同一个数据库里，因此公司难以了解消费者的性别、年龄、居住地区和家庭情况，需要通过数据分析来预测消费者所对应的标签，帮助Yuu的营销团队更好地向用户推荐产品或优惠活动。Hatty回忆说，在实习过程中，他们能够将学过的代码应用到实际操作中，从而进一步熟悉代码语法。另外，由于他们是直接与企业管理层沟通，每个星期都会进行汇报，所以也能够了解公司高层的期望，同时增进了工作上的沟通技巧。

来自内地的张雨桐也报读了同一个授课制课程，在决定入学前，她就从学长学姐处了解到项目有实习的机会，这也是促使她确定入读的重要原因。本科就读德语专业的她，跨专业到这样一个商科与计算机结合的科目，为了弥补不足只能在图书馆度过了大多数的校园时光。谈到学习，张雨桐表示对项目很满意，笑言“这个钱花得很值”。张雨桐唯一觉得可惜的是实习可选择的公司范围有限，要么是很大型的公司，要么是不知名的小公司，中等规模的公司很少。实习的去向是学生们组队填写志愿后再由学院分配，这可能就会出现尴尬的局面：“因为我们大家都想去好的公司实习，但好的公司只有那么几个，那你可能就会选择不到你喜欢的公司。虽然（不同的公司）同样都能够锻炼能力，但对于实习生来说，Big Company的Title还是非常重要的。”此外，这种分配方式也难以兼顾不同人的职业生涯计划，张雨桐的目标一直是去互联网公司就业，诸如腾讯这样的大型互联网企业就是她的心仪之选，但对于想要留在香港工作的同学来说，可能本地企业才是最佳选择。

尽管学生们对课程项目有好的评价，也一致肯定教学质量很高，但这些项目仍然难以将人才输送到本地的就业市场。张雨桐承认，自己没有考虑留在香港工作：“大家都知道香港的金融业发展很好，但互联网行业相较内地而言要差一点，我来香港读书前就已经笃定了要去互联网行业工作。”此外，香港对她而言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要留下，“可能因为我是四川人，广州、深圳还是香港给我的印象都差不多。”她表示，身边的同学留港的数量也很少，即使留下，也大多是在金融公司工作。

“现在基本上全部（学生都会）离开香港，我们的毕业生在香港的就业率特别低，特别是技术人才、STEM的人才。”任教数学系的袁晓明表示，前几年内地互联网行业发展势头较好的时候，计算机、数学系一些偏计算专业的学生几乎全部去了那些“大厂”，无论是本科还是硕士的学生全部如是，就连本地学生亦有离开香港去深圳或其它地区工作的趋势，“（因为）高科技行业在香港实在没有太多机会，工作岗位有限。”

本地生Hatty在做过几份不同类型和发展方向的实习工作后，坚定了想在互联网公司从事战略工作的职业路径，并在毕业后加入香港的KeeTa（内地最大外卖平台“美团”在香港开设的独立品牌）。但她实习期间所选择的都是在内地的企业：“当时抱着实习的心态，虽然还没确定想要在什么地方工作，但已经确定了想去互联网行业工作。香港本地没有什么互联网企业的总部，Google、Uber这些公司在香港的分部都是非关键业务部门。而内地的互联网企业发展迅速，我觉得自己前期在内地的互联网的环境当中去学习，可能会有更强的Sense，也能够接触到更核心的互联网业务和职能。”Hatty解释说道。

对于留在香港互联网行业工作的前景，Hatty认为政府政策比较鼓励数字经济的发展，“虽然发展速度可能没有那么快，但是未来的发展潜力也会更大，或者说我可以更早地加入到初期的发展中。”Hatty说，内地互联网的产品型态和业务模式已经成型，如果现在去内地互联网企业工作，最多只能从事锦上添花的工作，但香港的公司是从零做起，会给自己带来更多挑战和收获。

谈到同学们的就业去向，Hatty表示有点惋惜，因为很多同学都认为香港的数字化发展比较落后，大部分都希望去内地就业。她认为学校可以更多与政府合作，比如开设一些讲座，让同学们了解到香港发展数字化的决心，以及相对应的可以在香港拓展哪些领域的可能性：“香港不是也希望去获得更多人才？我知道香港有一些像‘高才通’的计划，但是实际上已经有很多内地的人才在香港高校就读，他们可能对于香港的发展没有很完善的Picture，对香港有哪些就业机会的认知是比较模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