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外劳．周小松 X 邵家辉｜劳资双方为何“鸡同鸭讲”？

劳资双方就输入外来劳工争议暂告一段落。特区政府周二（6月13日）公布为运输业及建造业特设的输入劳工计划，允许最多输入2万名外劳，又要求雇主为其提供宿舍，或租用政府提供的中央宿舍。政府同时又宣布优化现有“补充劳工计划”，容许输入以往禁止的26个非技术或低技术工种来港工作，包括侍应、收银及售货员等，为期两年。回顾争论，其实劳资双方均同意本港劳动力短缺，却总是无法调和解决方案，以致每次交锋都是各说各话。双方到底如何理解劳工短缺问题？何以提出如此相异的解决方法？分歧背后又折射了什么差异？《香港01》邀请代表劳资双方的立法会议员——劳联秘书长周小松和自由党主席邵家辉，就此隔空对话。

劳工界议员周小松认为，政府应先准确评估不同行业的人力资源供求情况，厘清不同行业劳动力短缺的性质和原因，避免出现因行业薪酬待遇太差所导致的短期缺人情况，而大开“外劳”之门。他认同“补充劳工计划”有值得优化的地方，例如把五个月的审批时间压缩至两三个月，但有必要保留机制，包括劳顾会和26个不能输入外劳的基层工种清单——前者负责监察申请个案，咨询工会市场人力供求情况；后者确保本地基层工人不会被外劳取替。他强调，输入外劳需要有社会共识，当行业长期无人入行，即使加强培训也无法满足即时的人手需求，雇主又无条件改善薪酬待遇——在这种情况之下，政府可以允许个别行业限时限额循“补充劳工计划”输入工人，从而平衡本地劳工权益和经济发展需求。面对科技进步的挑战，基层工人固然要提升自身竞争力，但香港也有必要保留一定数量的基层职位，不能完全依赖外劳，始终有部分人是无办法“升级”的。

批发及零售界议员邵家辉持不同意见。他表示，行行缺人已是无须争辨的事实，目前3％失业率已是全民工作就业水平，能工作的都工作了，而用以释放本地劳动力的政策措施效果甚微。他认为劳动力不足源自人口老龄化，加之本港整体人口教育水平提高，导致部分行业无人入行；因此，有必要输入外劳，填补劳动力不足。他又批评“补充劳工计划”准入门槛高、审批时间长、限制输入工种已不合时宜，即使优化机制亦无补于事，所以政府应该绕过劳顾会，限时限额加快输入外劳。他期望，透过外劳填补基层职位空缺的同时，也要加大力提升本地工人竞争力，适应科技发展，担任中层和高层的职位。

以下是周小松和邵家辉隔空对话的文字实录上集。

人力短缺是短期还是长期？

香港01：翻查政府于5月18日公布的最新数据，劳工处在2月至4月每月平均录得10.6万个来自私营机构的职位空缺；而去年年底，本港仅有7.3万个空缺职位。与此同时，失业人数和失业率亦由去年10月至12月的12.6万人和3.3％，分别跌至11.4万人和3%，接近全民就业水平。你们怎样理解这些数字？这种趋势会持续多久？是短期性、长期性，还是周期性的？

周小松：经济复苏以来，部分行业的确出现“难请人”的问题。我们观察到，香港社会正处于失业率低和劳动人口下跌的趋势之中——前者有其周期性，随经济起跌而增减，假如香港经济继续复苏，我们有信心失业率可以跌至3％或以下；后者说明社会上没有工作的人数大幅增加。这两年间，香港减少了14万个的劳动人口，可以归因于短期的移民潮、长期的人口老化，以及部分人因健康或照顾家庭的考量而离开了就业市场的群体，在疫后难以回到职场。我们要想办法把这部分人拉回就业市场。

邵家辉：短期而言，有不少人离开香港，2019年“黑暴”是其中原因，导致本港人力大减。如果从长远人口结构来看，你会看到本港出生率只有0.8%，属全球最低。同时人愈来愈长寿，现在已经有逾四分之一的人口超过65岁，十年后会增至有三分之一，而在剩下的三分之二人口当中，部份人是15至18岁还未投入职场的群体。我们可以看到未来只有一少撮人，养愈来愈多的长者。现在香港失业率为3％，出现10.6万个来自私营机构的职位空缺，失业人数为11.4万人，已经是“全民就业”。疫情期间很多零售业的店铺规模由70、80间缩减至30、40间，希望疫后恢复原状。而当政府解开所防疫措施和“通关”限制后，经济迅速复原，公司职位空缺急增，却少有人求职。

到底缺少1万还是5万人？

香港01：疫情前的2017、2018年，“输入外劳”已起争论，当时访港旅客为近年高峰（见下图），时任特首林郑月娥和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致光提出输入外劳，惟最终依然按照既有的“补充劳工计划”输入了2765个、3225个外劳，远远不足以填补市场上的职位空缺。现在回过头来看，似乎对经济的影响和冲击有限。你们怎样理解？
目前旅客尚未恢复到疫前水平，同时本港消费及旅游相关行业合计的最新失业率为4.2%，全港失业人数为11.4万人和3%，本港现有劳动力是否已经足够应付人手需求？

邵家辉：刚才所提到的零售业店铺，旅客（的消费）是它们的主要收入来源，而过去三年封关，极少旅客来港，这些店只能够不断缩小规模至原来60、70家店的一半，减少人力需求，转向本地顾客群体，从而维持一定收入，待通关后回复至原来规模。可是，2019年到现在，税务局少发了30多万张报税表，背后是退休、移民、逝世而取消强积金户口等等，总体就业人口急降、劳动力不足的情况窘迫，绝非2017、2018年可比拟。

职位空缺当然对经济短中长期有影响。你试想像，你做媒体的，一组7个人只剩3个人，那怎样工作？其他行业都是这样，如果你翻开报纸，你会发现市面上有很多“一人店”——一个人收钱、上货、看店，不只生意难做，生活也理所当然受到影响。年初1月至3月，店铺爆窃的罪案数字（218宗），比去年同期升了两成八（170宗）。

2月初，有约3,000人的内地企业访港团，从深圳过关，到香港亚博馆参加论坛，本来打算安排员工在港旅游，但因缺乏导游和旅游巴接待，改为即日往返深圳。这对香港有即时的影响，影响生意、影响名声。我相信很多香港市民均有同感，现时酒楼、餐厅很多食肆的服务质量大幅下降，这是人手不足所致。香港是外向型的经济国际大都市，如果有人来港投资，发现难以请人，做生意的成本更高于其他地方，只会阻碍投资意欲。

周小松：长期缺人肯定会阻碍行业发展。短期的话，如果人力短缺导致整个码头和机场无法运作，或者因缺乏人手而大量取消飞机班次，这当然是重大问题。但如果零售饮食业只是短期缺人，其实对经济的实质影响并不大。

先前，零售饮食业“一窝蜂”说缺人，我个人看来，并不理性。印象中，零售业缺4至5万人，饮食业缺1至2万人。翻查去年年底，进出口贸易、批发及零售的空缺人数是1万人，住宿及膳食服务是7700人，合共只有1万多个空缺。据我观察，这些雇主提出的空缺人数，是以疫前市道最旺时的就业人数作为指标，比如饮食业或零售业当时有30万人，现在只有25万人，就说现在缺少5万人。

疫情期间，市民的消费习惯和购物形式都在改变，部分零售商转为经营人手需求较少的电商网购，至疫情结束后，需要额外聘请人手和租赁的实体店实则有限，但零售业界在高喊缺人时，经济才刚刚复苏，接待旅客的店铺减少了很多，整个行业人力需求有限。你说缺人，我也同意，但缺4至5万人，这个说法我非常怀疑。

大幅加薪都请不到人？

香港01：某程度上我们都同意缺少劳动力会影响经济发展，也需要想方设法填补市场上的职位空缺，提高薪酬待遇无疑是最直接的诱因。惟资方三番四次表示，部分行业就算大幅加薪，仍难以请人，因短缺源于短期和结构性的劳动力不足，只能输入外劳。有关说法是否属实？

周小松：有些议员经常说，行业大幅加薪，却无法请人。但我翻看数据，零售业雇员今年第一季工资中位数仅仅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00元，由1.5万元升至1.53万元。我并非质疑他在说谎，也相信有雇主确实大幅加薪，但如果科学地审视数据，我比较相信政府统计处。

邵家辉：部分行业有空间把增加的工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但没有空间的中小企业，唯有减省人手，雇主和员工共同承担更多工作量。同事挨一两个月没有问题，但外面都在涨工资，自然会转工。98％企业都是中小企，未必有空间把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唯有减老板工资。如果压缩营销成本也无以为继，只好结业、卖盘，无人会做亏本生意。

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黄国曾说，如果护理员的工资提高至3万元，怎么会缺人手？但我想，私营安老院只会把成本转嫁给院友，院费由每月万七八元大幅提高至两三万，这样合理吗？

周小松：护理员过去20年来一直缺人，也一直在做人才培训，但成效不彰。部分私营院舍的消费者大多是孤独老人，以领取长者津贴和综缓来支付院费，院舍无法将护理员的成本转嫁给他们，也不能赶他们走，只能够以结业为筹码。如果是这样的特殊情况，我们认同限额输入外劳得必要。不过，输入外劳的前题是社会有共识，该行业长期无人愿意入行，而透过培训又无法满足短期需求，而雇主方又没有条件可以改善薪酬待遇——在这种情况下输入劳工是合理的。

所以，我们需要先准确评估各行各业的职位空缺情况。就算最后政府输入外劳，雇主也要抚心自问，有没有改善员工的薪酬待遇。现在不断“输入外劳”，只会让雇主心存侥幸，以为无须改善薪酬待遇，只需要输入外劳，便一了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