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发展蓝图．下｜“三政”只占170份之3　不提“复和”谈何互信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去年12月20日公布《青年发展蓝图》（《蓝图》），在首阶段提出近170项不同范畴的青年政策，要“启发青年、燃亮希望”。然而，2019年的反修例风波，既敲响本港深层次矛盾的警号，又为部分青年与政府关系筑起难以跨越的高墙。要取信于青年，修补社会撕裂无疑是青年政策的一大关键，而推动青年的论政、议政和参政等“三政”更是不少人的期望；不过，《香港01》统计各项措施发现，当中只有3项与论政和议政相关，但只字不提“参政”，而且避谈“复和”。

“三政”只占170份之3

政府常说青年是社会的未来、希望及栋梁，鼓励他们议政、论政和参政，从而服务社会、为港献策、贡献国家。不过，从《蓝图》措施分布可见（见下图），“三政”寥寥可数，包括扩大青年委员自荐计划、鼓励青年参与地区建设、建立青年交流平台。

具体而言，主要都是吸纳青年进入咨询架构：首先，将会增加参与“青年委员自荐计划”的咨询委员会至不少于180个，并计划将当中的直接委任职位由现时的130各增加至360个；其次，在18区成立青年社区建设委员会，地区青年活动委员会重组为地区青年发展及公民教育委员会；最后，鼓励各政策局成立非正式定期青年交流平台。

事实上，“自荐计划”早已为人诟病。《香港01》多次指出，部分参与“自荐计划”的咨询委员会，只涉及公共政策范畴中的细枝未节，亦非青年关注的议题。例如第5期“自荐计划”的十五个委员会中的中药研究及发展委员会、香港吸烟与健康委员会、渔农业咨询委员会，相信不少青年都对有关议题感到陌生，未必有兴趣参与其中。MWYO青年办公室研究员郭东旺认为，政府应先评估青年兴趣，再开放相关委员会供青年申请。

“自荐计划”为人诟病

“自荐计划”的评审准则亦具争议。其三项评审准则重视申请人的专业知识和对议题的熟悉程度，包括诚心为社会服务、对有关政策范畴有一定认识、具备良好的分析和沟通能力——准则看似十分公平公正，却是将草根市民排除开去的“精英主义”，因为受政策影响的市民，往往不止于专业阶层，还有不同阶级、不同教育程度的青年。

在实际职能方面，“自荐计划”所涵盖的咨询委员会也经常被批评没有实权，难以驱动政府作出改变；而且官员往往都是带有“前设”地走走过场，虽说是“征询意见”，但委员的发言和讨论时间相当有限，即使委员存有异议，但官员也只会置若罔闻。

可以预见，倘若“自荐计划”的评审准则不改，而咨询委员会的“咨询”性质亦然，新设的青年社区建设委员会和重组的地区青年发展及公民教育委员会，依然是“由上以下”的咨询，根本无法推动青年参与，而参与其中的青年只会成“清一色”。

郭东旺建议政府推动“由下以上”的青年参与，赋权青年积极参与地区发展事务。他提到MWYO在观塘彩福邨推动“参与式预算”的案例——居民可自由提案，并以一户一票的形式，决定部分屋邨开支使用。MWYO曾与政府分享经验，期望当局参考相关做法。

互信薄弱“鸡同鸭讲”

《蓝图》只字不提“参政”，难免引发外界联想，以为政府有意打压青年从政空间。郭东旺也担心明年区议会选举的调整方案：“2019年区议会选举，有很多年轻人投票或参选。怎样鼓励青年参政、令他们在下届选举中有积极表现，是政府需要思考的问题。”

在局方眼中，青年与政府的疏离，是源于青年人对政府的“不认识”和“不理解”。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近日接受“Now新闻台”专访时，多次提到要青年人“认识”政府的工作，“他们不知道政府在做什么？不知道社会与他们的关系？”她坦言，每次与年轻人交谈时都会问他们，“你觉得我们怎样才能令你们知道政府在做什么？”

这亦成了《蓝图》的一大方向，“附件一”记载的170项政策中，单是“交流”、“认识”这两个词语，分别出现了31次和25次，而“沟通”也出现了3次。局方更会就此设一个“以青年为本”的手机应用程式，用来发放关于各项青年发展项目的多元化资讯。麦美娟在上述专访中补充：“这是年轻人建议的。以往政府对青年的工作，分散在不同的网页里。（应用程式）能够帮助他们一次过认识所有政府对青年的工作。”

但在部分青年看来，他们并非“不认识”，反而是“太认识”。他们自认为香港所面对的深层次矛盾，包括贫富悬殊、产业单一、上流阶梯固化等等，全都源于“政制问题”，所以高呼“时代革命”，冀能真正“当家作主”；而当所谓的“光复香港”大计失败，很多人就灰心丧志，远走他乡。可以说，政府和青年之间的“认识落差”，某程度上也是当局长久以来缺乏诚意与民沟通的结果，才会导致双方互信薄弱、鸡同鸭讲。

要更主动“释出善意”

无可否认，《蓝图》已经释出善意。尽管麦美娟称不想标签反修例事件被捕青年，但局方仍然推出“协助青年更生”的系列措施，包括为入狱前曾修读或正在修读大专课程的在囚人士，提供香港都会大学的学分转换及课程衔接、课程资助；惩教署则有“沿途有‘理’计划”，提供心理辅导、社区心理服务、生涯规划和中国历史教育；还有“展翅青见计划”，鼓励雇主为更生青年提供在职培训，提升就业能力，协助他们融入社会。

不过，并非所有群体都愿意配合。早有不同媒体报道，尽管部分更生青年在囚表现良好，但在出狱前已被学校开除学藉，又或要求完成学校版的“社会服务令”；有的即使完成大学学位，但有雇主仍对他们“略为不同”的履历表充满质疑，放心不下。

郭东旺认为，即使社会有不同的非政府组织，帮助更生青年重投社会，如由跨学科专业人士组成的“蜕变计划”——为25岁以下被捕青年提供免费的情绪辅导及法律支援，但仍然需要政府牵头，与不同的大学、企业沟通，给予表现良好的被捕青年更生机会。

事实上，香港不是没有发生过与青年相关的大型社会运动，当局也不是没有修补与青年关系的经验可以参考。1966年4月，因天星小轮申请加价而引发的青年骚动便是一例。

“小修小补”难解矛盾

时任港督戴麟趾（David Trench）在骚乱尚未结束之时，已经下令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由时任首席大法官何瑾（Michael Joseph Hogan）担任委员会主席，传召示威者、港府及警务处代表、现场警员、记者、巴士司机等作供，又访问及调查逾300名被定罪者，最后把研究写成长达167页的《一九六六年九龙骚动调查委员会报告书》。

《报告》除了从政治、经济、教育、住屋与社区政策等方面，探究市民的生活困境与骚动发生的原因外，更特别分析是次骚动的活跃参与者——15至25岁青年的“特别问题”，指出“他们（年轻人）比较喜欢冒险，责任心也比较轻，易于用兴奋，刺激、抑或异乎寻常的方法来消磨多余的时间。此外，示威是要耗费体力的，如果又因之而不必循规蹈矩和可能引起的暴行，则这种可能发生危险的气氛，对青年男子的吸引力要比女子更大，同时也说明了发生暴行之后，人群中几乎完全没有女子的理由。”

“大家知道青年较难控制他们的不满情绪。”《报告》因而建议为青年提供较佳的受教育和就业机会、改善居住环境、增加青年福利和康乐设施，以及让青年参与社会事务，培养他们的归属感。不过，《报告》最后强调：“我们不相信在政治、经济及社会方面的困阻是一九六六年暴动的直接原因。”可见，当时港英政府还没有完全意识到经济、社会等诸多深层次矛盾正是骚乱根源，要到翌年“六七暴动”才知道问题所在。

事隔53年，香港发生反修例风波，大批青年走上街头。保安局数字显示，截至去年8月31日，共有10,279人因反修例相关行为被拘捕，18岁以下被捕人士有1,754人，年纪最轻的只有11岁。今年7月1日，新任特首李家超上台，特别将“民政事务局”改组为“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又在同年12月推出《青年发展蓝图》，锐意以170项的政策“启发、扶持、拥抱”青年，“致力向他们提供有利环境，让他们对未来抱有盼望，自强不息，在社会尽展所长，继而贡献香港、国家以至世界。”然而，这一份《蓝图》既切不中青年生活困境，又无法推动“社会复和”，而是充斥大量“小修小补”的措施，犹如将“青年”当作“问题”处理——认为他们比起中年人和老年人，情绪较难控制，也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振臂高呼，因此要不断进行“教育”、“交流”、“认识”、“实习”和“沟通”等工作，疏导他们对政府的不满，以免再次触发社会风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