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星文化．下｜有型到痛苦 慕强到无奈 社会出了什么问题？
从不被好看，到异军突起，MIRROR的狂热打破了“广东歌被睇死”的宿命，更被寄予“振兴广东歌”的期望。相较在1980、1990年等本土流行文化发展极其蓬勃的时代，MIRROR的兴起怎样折射香港的变与不变，又反映了怎样的社会问题？
巨星拥有时代特质
从文化研究的角度，MIRROR本身具备年轻、有才华等易受欢迎的特质，加之他们的奋斗历程令香港人产生一种莫名的亲密感和共鸣感，自然会从他们身上获得心理满足；更重要的是，近年社会几经动荡，很多负面情绪正好需要一个出口，而MIRROR的故事正好与这种社会气候相当。然而，有些人认为MIRROR的崛起只是“虚火”，例如著名作家陶杰曾经指出，这种政治情感投射难以挽救香港音乐文化工业，结果被“镜粉”发起网络狙击；也有些人认为，MIRROR具备潜质成为“实火”，有望重振广东歌的辉煌。
从不被看好，到被寄予厚望，MIRROR难免会被拿来和在1980、1990年等本土流行文化发展蓬勃时代的天王巨星相比较；而深入剖析两代“追星族”的支持方式和心理状态，则有助我们更好理解人们的情感需求，以及潜藏在“娱乐”背后的社会问题。
澳门大学传播学系助理教授李展鹏告诉《香港01》，可以从微观和宏观角度进行探究。在微观而言，两代“追星族”有相同之处，因为追星可以获得娱乐、投射欲望、情感认同，而它们都符合年轻人的成长需要，所以无论时代怎样演变，“偶像崇拜）（即追星）这个现象总是不变；从宏观来看，两代明星具备不同特质，代表香港社会的转变。
歌者特质：从有型到痛苦
“很多人都会形容当我们（九十后至零零后）出世的时候，社会是一个‘大富翁’（经典桌上纸牌游戏 Monopoly），我们这副‘大富翁’已经玩到后期了，然后我们望向社会的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有一种无力感，到底我们可以做些甚么？”致力推动心理学知识普及的“树洞香港”创办人陈健欣，正是一位“九十后”，如此感慨社会现况。
事实上，年轻人这种无力感，或可见于MIRROR的表演当中。李展鹏以姜涛为例，指他不论在舞技还是音乐主题都在反映“痛苦”，如讲述社会对年轻人充满偏见的《Master Class》、表达孤独感及情绪低谷的《孤独病》，还有反对战争的《作品的说话》。
相较于姜涛的“痛苦”，李展鹏认为上一代天王巨星如梅艳芳、张国荣、林忆莲等的表演、舞姿都是“有型有款”，“在张国荣、梅艳芳身上甚至可以看到某种叛逆，要打破一些传统、打破一些界线，例如性别界线或社会禁忌，而整个舞台展示都是有型的。”
问题来了，为什么当两代明星的表演特性截然不同，但同样可以风靡万千少男少女？这就和李展鹏在《追星文化．上｜从MIRROR的狂热兴起 看香港人的情感需求》所提及的“情感认同”相关，支持者可以从中获得对自己的认可和尊重等等感觉。
歌迷心态：从慕强到无奈
李展鹏解释，1980、1990年代是香港最辉煌的“黄金时代”，当时香港被誉为“亚洲四小龙”，中产阶级壮大，个个“鱼翅捞饭”，所以作为时代代表的梅艳芳、张国荣等巨星，他们的表演也都能够折射出那个时代的自信、大胆及创新。陈健欣亦有同感。他认为，上一代的明星通常一出道便能展示强大实力，例如梅艳芳在1982年参加第一届新秀歌唱大赛时，翻唱《风的季节》已经惊艳全场，或可反映出支持者“慕强”的心态。
梅艳芳及后成为风靡亚洲的传奇天后，但于2003年不幸因子宫颈癌病逝；而在2021年底，当香港仍然深陷疫情带来的经济萧条和影业低潮，重塑她非凡一生的传记电影《梅艳芳》逆市上映，一度引发观影热潮，成为全年最高票房的香港电影。李展鹏曾在影评形容，《梅艳芳》所引起的社会效应已然是香港的“社会学事件”，因为其所呈现的香港故事、捕捉的社会情绪、引发的广泛讨论、还有抚慰人心的力量，已令电影成为一个“社会现象”。不过，陈健欣观察到，当代年轻人对《梅艳芳》的共鸣感并不大。
为什么呢？李展鹏又以姜涛为例指出，尽管他的作品反映当今社会的挣扎和无奈，但总是致力在“痛苦”中找到“突破”，这或令年轻人更有共鸣。陈健欣也说，MIRROR主打“成长”，带出一种“平凡人只要努力也可变得瞩目”的信息，更符合年轻人心境。
年轻人的心境又反映了一种怎样的社会现实？“在香港追逐一个成功故事对年轻人来说极为困难，例如大学时期你以为（每月工资）四、五万元已经很多，但原来到银行借钱只能借到400万元，400万加上40万元首付可以买到甚么单位？就是一个300多呎颇旧的单位。”在陈健欣看来，年轻人对社会的失望，源于政府对年轻人的忽视，例如年轻人明明对于社会发展方向有著十分清晰的想法，希望透过民主自由实践公平正义，但这些愿望却被一些人强行曲解成为年轻人只想买楼。当社会对年轻人充满误解、布满障碍，年轻人就会不断累积负面情绪，而MIRROR所带出的信息正是他们所期盼的情绪出口。
把明星当成学习榜样
那么，年轻人对于MIRROR，到底是当成一种情感寄托，还是想以其为学习榜样？陈健欣认为，“寄托”与“榜样”的分别在于“被动”与“主动”，如把MIRROR当成寄托，支持者感到失落时，就期望从他们身上找到一份欢乐；如把他们当成榜样，支持者的态度就会更主动，希望自己能拥有MIRROR成员的美好特质，积极对自己作出改变。
“我会鼓励，无论你喜欢哪一个偶像也好，问自己一个问题，在你自己的生活中，到底实践了多少你崇拜的偶像特质？例如姜涛是个努力真诚的人，一个愿意为梦想迎难以上；fans也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你们的人生中是否正在实践这一类型的特质？”陈健欣提醒，支持者在“追星”的过程当中需要保持一定警觉性，不能让“追星”完全麻痺自己。事实上，社会多数对“追星”抱有负面观感，正是因为有些支持者投入过多激情，例如姜涛支持者“姜糖”屡屡传出“私追”问题，过度关注艺人私人生活、甚至影响对方日常，迫使姜涛在社交媒体上请求支持者给予空间——凡此种种都是不健康的追星。
外界更应关注艺人的作品，当中也具备更多值得学习的正面特质。陈健欣形容，这才是偶像或影视角色的意义。例如日本动漫大受欢迎，正是因为主角通常具备崇高人格：著名少年热血动漫《海贼王》主角路飞的角色设定是重情义、对事情有坚持、敢于对抗不公，“其实（作者尾田荣一郎）就是集合了很多好的特质让你学习，提炼人性的光辉，作为楷模去吸引你去模仿。如果你喜欢AK（江𤇹生，MIRROR成员）够真性情，那你会不会因为喜欢他，而愿意令自己为相信的价值，变得敢言一点？”陈健欣如是问。
“MIRROR的确成为不少人的寄托，但MIRROR到底成为了多少人的榜样？”陈健欣再次向支持者发出“心灵拷问”，“如果MIRROR是你的寄托，不妨亦令MIRROR成为你的榜样，想想他们有甚么好的地方，我可以怎样拥有他们好的部份、价值。这是重要的。”
娱乐工业出了问题
从2022年7月25日开始，MIRROR原定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行12场演唱会，但首4场已经发生3次意外；直到7月28日晚上，舞台中央一块悬空大屏幕突然垂直掉落，直接砸中两名舞蹈员，其中阿Mo（李启言）颈椎受伤，至今仍在留医。事件震惊全港，事后政府和警方调查发现，总承办商艺能工程有限公司3名职员涉虚假表示2个负重表的各项设备重量为该设备的实际重量，目前已被控1项串谋诈骗罪及1项欺诈交替控罪。
回望事件后续，有论者盛赞，经历重大挫折的MIRROR，勇于顶著极大压力，矢言不会放弃，继续用他们的方式“对抗荒谬”；而此举成功激励支持者一改大家对于“追星族”向来“不问正事”的刻板印象，敢于敦促涉事单位承担责任，算是一大突破。
不过，也有论者批评，社会反思的深度和阔度相当有限。事实上，MIRROR演唱会事故除了带出舞台工程可能存在偷工减料、人为疏忽、监管疏漏之外，更应带动市民关注职业安全保障和自雇劳工权益等讨论，进一步思考流行文化工业背后“资强劳弱”的结构性问题。例如，捧红MIRROR的ViuTV本来被年轻人视为“拆大台”、“反威权”的代表，但其母公司却屡被指控为了节省制作成本而压榨底层员工、为了获取庞大票价利益而推出“吸血计划”等等，但很多支持者却是“选择性失明”，即使不满也继续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