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星文化．上｜从MIRROR的狂热兴起 看年轻人的情感需求
新冠疫情肆虐三年，外地明星来港演出大幅减少，但本土流行文化产业却异常兴旺，既有港产电影屡破票房纪录，更有MIRROR热潮席卷全港。然而，随着防疫措施的解除，香港陆续恢复与内地和国际的交往，百花齐放之下，市民的娱乐选择多了，MIRROR能否继续一枝独秀、甚或重振广东歌的辉煌，仍是未知之数。但无论如何，MIRROR已被视为“香港之子”，承载着很多人经历社会变迁的情感需求。
追星获心理满足
MIRROR为何能够吸引香港人的热切注目？支持者对他们有着什么情感投射？这种情感投射又是源于大家对于这座城市有着怎样的期盼？这一切要从“追星”的本质说起。澳门大学传播学系助理教授李展鹏接受《香港01》访问时表示，从“追星族”的角度，追星共有三重意义：第一重是获得娱乐，第二重是欲望投射，第三重是情感认同。
李展鹏解释，现代人需要在繁忙的生活中寻找一些娱乐，就会选择欣赏偶像的歌艺或舞艺。而从大多数青少年的追星行经都会较为热情可见，“他们不论在情感上还是欲望上，（这种心理需求）都在滋长中，所以每当看到一些‘靓女’或‘靓仔’，便会有一种欲望的投射，而这也解释了社会为何出现‘男神’和‘女神’。”李展鹏说，明星经常因而成为青少年的情感与欲望的投射对象，而这种情感的本质与爱情相似。
至于“情感认同”，李展鹏强调这有别于“欲望投射”，例如在1980年代，很多少女之所以崇拜梅艳芳，是因为她们“不满足于（那个时代）的传统社会价值、那种加诸女生身上的捆绑或压力，于是透过喜欢梅艳芳，一个叛逆的形象、坏女孩的形象，与台下的她的独立女性形象，取得一个情感上的认同。”可以说，当时梅艳芳的支持者，正是当年认同香港社会应该大胆突破、努力求变等等社会价值的一群人，而他们对于梅艳芳的热爱，正是源于他们在梅艳芳身上也看到了他们所追求的特质。李展鹏将这种“特质”称之为“明星文本”，而“情感认同”即是支持者对于“明星文本”的认同感。
MIRROR随时代而红
从心理学的角度，“情感认同”与“欲望投射”的分别在于需求层次的高低之别。根据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Abraham Maslow）提出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类的需要可以分为五个层次，并且是由低级需要发展至高级需要，依次分别是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而每一层均须被满足，方可升华至更高层次。
李展鹏提及的“欲望投射”，处于第三个层次——社交需求（love and belonging needs），是一种对友谊、爱情及隶属关系的需求；“情感认同”则比较接近较高层次的尊重需求（esteem needs），包括他人对自己的认可与尊重。以李展鹏所列举的梅艳芳为例，支持者正是认为梅艳芳的“明星文本”能为自己提供某程度上的认可。
那么，当下香港应该如何解读MIRROR的“明星文本”呢？他们早于2018年已在ViuTV节目《Good Night Show全民造星》脱颖而出，缘何直到2020年才突然冒起？
“MIRROR成员各有才华，阿Jer（柳应延）唱歌好听、Ian（陈卓贤）懂得作曲作词、Edan（吕爵安）弹琴好听、Lokman（杨乐文）是资深舞蹈员、姜涛具有舞台魅力。他们不是没有实力，只是以前市场比较看不起本地明星。”李展鹏分析，香港人习惯怀缅1980、1990年代的巨星，认为那是香港娱乐圈最辉煌的时代，所以未能给予新星足够关注；另外，近年社会几经动荡，市民亦无瑕关注流行文化，难免忽略了新星的存在。
不过，自从2019年反修例风波过后，市民的心态出现较大的转向。
港人与MIRROR共生
彼时香港开始出现很多始料未及的变化，尤其是在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之后，政治局势紧张，疫情断断续续，社会气氛低迷，很多心理需求无法被满足；与此同时，防疫措施导致香港与外地交往被切断，娱乐活动大幅减少，很多人逐渐把注意力转移到本地文化当中，使得一些出道了一段时间的新星能够得到注目，例如唱作人Serrini、林家谦等。
“这与香港过去10多年累积的本土意识、本土情绪相关。”李展鹏表示，市民在MIRROR身上找到的动力和希望，尽管在某程度可形容为“逃避”（对现实世界的不满），但也显示港人回归本土文化。另外，ViuTV的突围也符合了不少市民对于“拆大台”、“反威权”的期望，自然也对由其训练并捧出的MIRROR拥有更多的情感认同。
李展鹏认为，MIRROR本身具备年轻、有才华等易受欢迎的特质，而“全民造星”则可让观众与参赛者共同成长，市民也因而对MIRROR有种莫名的亲密感。“这种亲密感不只是‘又有新人’的这种想法，而是可以看到他们在节目高高低低，时赢时输，有时会失准，有时会哭。”他又指，MIRROR成员各有故事，成名前受不少质疑，成名后同样备受批评，因此共同成长及奋斗故事全都渗透在MIRROR的“明星文本”之中；而该些文本就和平凡人一样，在成长路上不断经历“成功”与“失败”的交错。
因此，当这班不被看好的新星异军突起，简直就是打破了“广东歌被睇死”的宿命。
MIRROR的明星文本固然具吸引力及亲切感，但他们能够“一炮而红”的关键，还少不了社会变迁之下的港人心理状态——大家衍生了各种情绪，全都需要一个出口。
原来并不很快乐
香港人心理到底处于什么状态？民调机构盖洛普（GallupWorldPoll）的《全球快乐指数2021》显示，香港在全球149个国家及城市中排行第71位，可见市民并不怎么快乐。
“我觉得香港人的心理质素真的比较差，特别对比十多二十年前。”社会企业“树洞香港”创办人陈健欣如是回复《香港01》。他指出，《刺针》医学期刊曾在2020年刊登一份研究论文《香港重大社会动荡期间的抑郁及创伤后压力：横跨十年群组研究》，而这项研究结果显示香港人的抑郁症状及创伤后压力症状比起2009年时大增了10倍。
根据研究报告的抑郁严重程度调查（Level of depression severity, PHQ-9），在第一波及第二波（即2009年三月至2014年三月）调查，并没有受访者具有严重（Severe）抑郁症状，即使是呈中度严重（Moderately Severe）及中度（Moderate）症状的受访者占比也只是单位数字，轻微（Mild）症状的受访者则占十多个百分比。可是，当研究进行至2014年“占领中环”期间，具轻微症状的受访者急剧上升至约25%，中度症状的则升至接近10%，亦开始出现有严重症状的趋势。至2019年反修例风波，轻微症状的流行率已接近40%，中度症状则已超过10%，严重症状的流行率亦在十年间持续增加。
创伤后压力症状的流行率有更明显的上升趋势，从2015年中的5%以下，激增至2019年中约30%。“报告中有两个关键点，一个是2014年，另一个是2019年，在这两个时间点中，香港人的精神健康状况急剧下降，疫症更令这件事情雪上加霜。”陈健欣强调，要令人类健康需要不同的元素，包括人与人之间的连系、群体归属、探索新事物，甚至是自身的成长，而这些都是人与生俱来的心理欲望；只是，在2020年之后的香港，市民要满足这些欲望都是甚为困难，而追星文化就成为了他们舒缓情绪的出口。
陈健欣认为，MIRROR正正符合香港人需要的心理条件，而团体成员的故事亦与香港大气候相当呼应，令香港人容易出现共鸣感。例如大家对姜涛的“发迹”故事朗朗上口，他在中学是一名“肥仔”，亦不特别受欢迎，但透过自己努力成为如今首屈一指的巨星，连他居住的铜锣湾也被称为“姜涛湾”；他也是一位有远见的年轻新星，曾在2021年叱咤乐坛颁奖台上称：“我在这个地方可以很有信心地说，我们一定会是亚洲第一。”陈健欣表示，有些香港人自认为是受打压、处弱势的一群，于是便对姜涛有种愿望投射，希望像他一样发奋自强、出人头地。这也正是李展鹏所提及的情感认同。
那么，从MIRROR的狂热所折射的香港人的心理需求，又反映社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