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狮子山”讲起 — 天文台谁属？｜天文台前台长岑智明

早前两个10月秋台“狮子山”及“圆规”令香港天文台发出最远的八号风球及在相隔最短时间内发出两个八号风球，打乱了市民的计划，造成不便，亦给天文台带来了考验。更甚，一名女工不幸于10月8日早上10时许在跑马地棚架倒塌意外中身亡，令天文台被质疑是否应该更早发出更高级别的风球和暴雨警告信号。
《香港01》在10月15日发了题为〈恶劣天气 - 政府为什么要令天文台承受“被洗版”的压力?〉、超过5000字的长文展开讨论，内容包括天文台发出的警告信号是否合适、其他政府部门的责任，以及天文台是否应该调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本人于2011年至2020年出任香港天文台台长近九年，处理过3个十号风球，对今次天文台面对的情况当然感同身受，但本于“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原则，在整个过程中我未有应传媒的邀请进行访问，唯独当看到《香港01》这篇相当深入、理性讨论的文章，于是有感而发，希望可以在这里分享我一些的观点，方便有关人士思考问题。衷心感谢《香港01》支持发表此文。

天文台发出的警告信号是否合适？

谨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不会详细分析和评论天文台的技术操作，但必须要指出，天气警告能发挥预设的效力，为了令所有市民因应警告采取行动，趋吉避凶，需要在不确定的预测中找到平衡点：既可以提早发布，又不会出现“狼来了”的问题。所以，天文台已经不断解释，为什么暴雨警告，尤其是红色和黑色警告，不能够提早几个小时发出，而风球则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提早几个小时预警。还记得我在2011年出任台长后不久，回应传媒时说过，我们会尽可能提早发出预警，但始终“天有不测之风云”，总会在某些情况下做不到，预测也永远不会百分之百准确，当这些未如人意的情况出现，请各位多多包涵。十年过去了，我在任期间虽然也有出现一些“未如人意的情况”，但经过努力与公众沟通，甚至在我自己的社交媒体帐户上与市民和天气发烧友互动、解说，总能化险为夷，社会也会对天文台不眠不休、谨守岗位的工作态度释出多一点包涵、体谅。我深深体会到与公众保持直接沟通的重要性。

如何使用合适语言去表达天气预报和警告中的不确定性的确是个老问题。我在任时曾邀请传媒朋友、学者、退休官员为天文台提供天气稿用字的意见，作出了一些改善。例如用这类字眼“除非XX采取较接近香港的路径移动或显著增强，今日发出更高信号的机会不大”来处理一些不确定的情况。但对于一些较为确定的情况，也会尽量用清晰的信息，例如在处理“山竹”时，天文台说：“会在午夜前后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用字必须反映当时的实际情况，尤其预测的不确定性，不能一本通书睇到老，也不能过分精准。

至于棚架倒塌的悲剧，一些从事建筑业的朋友告诉我，劳工处对棚架安全设有安全守则，其中清楚列明：“在考虑棚架上的风力负载时，应参考有屋宇署发出的《香港风力效应作业守则》。”据我所知，此守则适用于楼宇结构，可以抵受相当于1962年台风“温黛”级数的威力的风速。由于10月8日当时香港各区只普遍吹强风，棚架不应整幅倒塌。经验亦告诉我们，在以往三号风球生效期间，也会出现棚架倒塌的意外，但整幅棚架倒塌相当罕见。天文台是否需要对棚架倒塌负上责任不辩自明。

其他政府部门的责任？

《香港01》在文中指出，除了香港天文台，其他相关政府部门都有其各自的责任。我还记得，在处理超强台风“山竹”的过程中，天文台不断与相关部门沟通，支援他们的决策。其中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教育局经咨询天文台后，提早在9月15日（星期六），即“山竹”还未开始正面吹袭香港时，已经能够决定所有学校在9月17日（星期一）停课，而无需等待天文台于当日是否已经除下8风球。翻查天文台记录，“狮子山”的雨带于10月7日晚已经开始影响香港，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在晚上11：20发出，之后大雨断断续续，到10月8日当日早上4：40发出三号强风信号取代强烈季候风信号，至早上9：50更发出山泥倾泻警告，之后情况急速转坏，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红色和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分别于早上10：20、11：20及11：45发出。

可以看见，一个又一个恶劣天气警告相继发出，最坏的情况时4个不同的警告同时生效。问题是：决策当局是否可以在学生和市民未出门前作出停工停课的决定？坦白说，相当困难！一般而言，相关的公布需要在学生未出门前发出，但当日早上5时至6时生效的警告只有三号强风信号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影响香港的雨区亦相对较弱（下图）。若要单凭这两个叠加的信号来决定停课，我们需要参考以往的统计数字去看看这种情况会否太多？这种情况是否曾经对学生上落课或学校运作做成影响？社会是否接受？

近年，世界气象组织鼓励各成员国发展“多灾种（Multi-hazard）基于影响（Impact-based）的预报和预警服务”，目的正是希望处理上述问题, 提高对气象灾害事件潜在影响的认识。这需要天文台及其伙伴机构，特别是减灾和民防机构，紧密合作，收集相关数据，开展“暴露度”（例如：大风、暴雨、水浸或山泥倾泻会否在学生上落课时候出现）和“脆弱性”（例如：大风、暴雨、水浸或山泥倾泻对学生或学校的潜在影响）的研究。由于天文台并不完全掌握相关数据（例如：实时水浸及山泥倾泻数据），必须与相关部门及伙伴机构进行合作，共同制定预警指标和服务机制，将恶劣天气所带来的风险（简单来说：风险 = 灾害 x 暴露度 x 脆弱性）减低。

天文台是否应该调离商经局？

近日，有政党及议员提出将香港天文台从“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商经局）拨归环境局。“狮子山”和“圆规”过后，类似声音更甚。天文台隶属商经局有其历史原因，成立初期主要服务航运业，进入二十世纪后随着航空业快速发展，为航空业服务亦成为天文台另一个重点。其实，世界各地的一些老牌气象局，例如英国气象局隶属商业能源及工业策略部、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局隶属商务部、德国气象局隶属联邦交通和数位基础设施部、法国气象局隶属生态转型部、中国气象局则是一个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除了法国气象局外，都是属于商务、工业、交通或数位科技等范畴，甚至直属最高行政机关。

有人觉得香港天文台应该拨归环境局，只是因为环境局负责气候变化的相关政策。事实上，香港天文台的主要工作范畴为天气预测和警告业务，为公众、航空、航运业及其他特殊用户提供24小时不间断服务。天文台亦肩负监测其他灾害，包括地震、海啸、核辐射等，支援保安局的《天灾应变计划》和《大亚湾应变计划》。气候变化的工作只属小部分，占整个部门的工作范畴不足百分之十，拨归环境局不算顺理成章。就工作性质而言，天文台大部分都是业务工作，例如：发出天气警告、机场风切变预警、地震速报等即时运作，保障生命安全和减低财物损失，而气候变化方面聚焦数十年的长期变化和应对计划，与天文台争分夺秒的业务运作大相径庭。况且，天文台的气候变化工作也只是向环境局及其他政策局和部门提供相关科学数据和进行公众教育，从未直接参与制定气候变化政策。

至于坊间多年来之所谓“李氏力场”的无稽之谈也有人提出，作为香港天文台应该离开商经局的理据，以避免有不良公众观感云云。其实，除了商经局局长最近已经明确否认之外，我在香港天文台三十四年的生涯内，包括接近九年出任台长，都从来没有收过“商经局”或其上级的指示，何时发出或不发出风球。天文台只会基于“以科学为基础、以公众安全为首要考虑”来处理风球和其他预警，这个科学原则天文台上下皆知，简直成了台训（下图）。市民对天文台的信任亦是源于他们相信她紧守科学原则。反而如果将天文台调去环境局，由于“环境”始终牵涉价值观念和社会政治，会否令人质疑天文台多了受外部因素影响她的运作，变得“不科学”？

结语

总言而之，本人期望香港天文台能以今次两个“秋台”为借鉴，总结经验，进一步改进天气预报技术和公众沟通，并与其他相关部门加强合作推动“多灾种基于影响的预报和预警服务”的发展，发放更切合不同用户群的天气预警，提升香港整体社会的防灾减灾能力。

至于是否“转局”这个问题，本人认为目前看不出必要性和急切性，一动不如一静。请社会给香港天文台一个空间，继续发挥她130多年来建立了以“科学为本”的机构文化，不断应用创新科技以改善预报和服务，应对未来更极端的天气，以科学守护香港。这会是香港之福、市民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