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玉玲案｜设立传媒用途选项　平衡私隐权和知情权

香港电台新闻节目《铿锵集》编导蔡玉玲日前〈4月22日）被控两项涉及查阅汽车登记纪录的“虚假陈述”罪被裁定罪成。事件被认为是冲击香港的新闻自由工作，而她本人亦坚称“新闻自由无罪”。涉事的报道《铿锵集：721谁主真相》刚刚获颁两个新闻奖项，她为公众利益所作的贡献与其报道的新闻价值均是毋庸置疑的，惟无奈的是，道德上的“对”并不等同法律上无罪。市民私隐当然应该得到保障，但公众知情权利同样值得维护，特区政府理应在查册系统增设传媒用途选项，方能更好平衡两者。

港台编导蔡玉玲（37岁）早前被控两项“明知而作出在要项上虚假的陈述”罪，她涉及于2020年5月17日及6月10日，为取得私家车LV755的车辆登记细节证明书，明知而作出虚假的陈述，即表示她申请证明书，作出与交通及运输事宜无关的用途，进行法律程序和买卖车辆以外的其他有关交通及运输的事宜，违反《道路交通条例》第111(3)(a)条。案件上周四（4月22日）宣判，裁判官徐绮薇判蔡两罪合共罚款6,000元。

事件引起传媒和公众哗然，质疑当局是借此打压新闻自由。然而，对于法庭而言，无论蔡是否本着良好动机并不重要，需要考虑的是蔡所作的陈述是否虚假；换言之，在讨论公众利益之前，蔡玉玲到底在法律上有否干犯“虚假陈述”罪名？

就此，控辩双方围绕着三个要素争拗，即“明知”而作“要项”上的“虚假陈述”。

为蔡玉玲辩护的资深大律师陈政龙指出，蔡查册的目的是调查车辆运载疑犯和武器的车主，而被查册车辆涉嫌直接用作犯罪用途，与交通运输事宜有关。而“在要项上”，陈指车牌查册系统当中所列举的“其他有关交通及运输的事宜”选项，字句笼统，没有指引定义，且坊间用途广泛，传媒查册亦关乎公众利益，若以狭窄理解这说法并不合理，故认为不能证实被告是“明知而作出”虚假陈述。

可是，辩方的陈词并未被裁判官接纳，徐官在结案时指，蔡不只是利用证明书资料查找车主身份，更用来采访和报道，这与她声称资料用作交通及运输事宜不乎，故认为蔡申请时是“明知”她是用作“查找”、“采访”及“报道”。

而“在要项上”的定义争议，徐官指出，蔡和涉案车辆并不涉运输事宜，她亦非与该车在道路上发生过意外，而需要索取对方的资料；蔡申请资料的用途与该车本身完全无关，甚至乎她所报道的事件和怀疑牵涉罪行，亦非其他有关的交通及运输的事宜，因此裁定蔡“虚假陈述”罪名成立。

这样看来，蔡无疑是在明知的情况下作出虚假陈述，而被裁定罪成。不过，报道真相是记者的职责所在，“查地契”、“查公司注册”、“查商业登记”及“查车牌”等，亦是传媒追查真相的常用方法，为保障公众知情权的传媒手段。但以“查车牌”为例，当局在相关申请书上只有“进行法律程序”、“买卖车辆”及“其他有关交通及运输的事宜”这三个选项，并不设传媒用途，这变相是在扼杀传媒查册空间。

值得一提的是，以往记者“查车牌”时，原本的申请书上设有“进行法律程序”、“买卖车辆”及“其他，请述明”这三个选项，记者一般都选择最后者，以免触犯法例。不过，在反修例风波期间，网上“起底”问题严重，有指警方就此于2019年10月就相关系统索取车牌资料与运输署沟通，探讨优化查册空间。不久，运输署恰巧“优化”了车辆查册的申请表，把“其他，请述明”改为“其他有关交通及运输的事宜”，令传媒在别无他选之下，只能够“铤而走险”，选择比较接近的选项。

事实上，以往特区政府长期与传媒保持默契，容许传媒在明知作出虚假声明的情况下进行查册，而陈政龙亦在庭上指出政府每年收到关于查册的申请数字，数以千计都来自传媒。但警方开始严格执法，事前却未有知会传媒，令蔡反成了政府“打破默契”下的“首位牺牲品”，可以说蔡是“不知者不错”。

无可否认，个人私隐受保护是理所当然的，但传媒也应该享有以公众利益为前提的查册权利，特别当事件涉及重大社会事件。而私隐专员于2016年回复传媒查询时亦曾引用条例豁免传媒披露个人资料的情况，表示“只要有合理理由相信发表有关资料是符合公众利益的便可获得豁免”，绝非毫无限制地滥用系统，侵犯市民私隐。

当局收紧查册选项，并配以严格执法，或可堵截市民滥用查册系统，但更为理想的做法应该是，当局在查册系统当中设立传媒选项，容许已经政府登记认可的传媒以公众利益为前提进行查册；同时加紧对私隐权利的保护，以免有人基于私怨滥用系统，同时平衡私隐权和公众知情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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