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两制”死了吗？
全国人大常委会周二（30日）就基本法附件一、二的修订获167票全票通过，立法会将以40、30及20比例分配议席，选举委员会增加爱国爱港团体、政协委员的名额，取消区议会议员的资格。
从《港区国安法》的制定和实施，警方大规模检控民主派初选参与者，到北京改革香港选举制度以落实“爱国者治港”，“‘一国两制’已死”的论调流行一时。泛民及其支持者普遍难以接受，他们感到失望、无奈甚至愤怒，认为选举制度修改是香港失去“一国两制”的最有力铁证，控诉北京背弃《基本法》规定的普选承诺。香港民主党前主席何俊仁在接受《香港01》访问时，便批评北京对港政策似乎再次走向“一左二窄”的旧路，非但不能孤立敌人，反而在团结整个民主派，也令人感觉到似乎连“温和民主派”也不是出路。他说，“这是很不幸的，我想不到他们会做到这么绝，这么疯狂”，“香港人的信心、香港的声誉已被毁于一旦”。
（一左二窄：中共建政后长期负责海外统战和港澳工作的元老廖承志，在中国内地改革开放初期，为了解决香港问题所提出的说法。廖承志认为，长期以来北京对港工作存在两个主要问题，一是思想和路线“左”，二是争取、吸纳的范围“窄”，主要集中在社会底层，如果不去纠正“一左二窄”，就无法适应新形势开展香港工作，就会继续“自我孤立”，脱离香港社会。）
在历来与香港关系密切的台湾，本来就存在着排斥“一国两制”的心理。随着2019年反修例风波和北京一连串强势治港动作，尤其是蔡英文政府在选举年的渲染下，台湾社会对于“一国两制”的不信任情绪不断加深。今次北京强势修改香港选举制度，更是让台湾不分蓝绿的政治人物都发声批评。蔡英文指摘北京“无疑是毁弃‘一国两制’的政治承诺”，赵少康说“现在哪有两制，香港现在变成只剩下1.1制”，“香港立法会已死，已被人大取代，再搞下去就是一国一制，没有一国两制了”。连具有大中华情结的马英九都直言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正式走入历史，已宣告死亡，对此感到非常遗憾。
在国际社会，虽然先是3月初有70个发展中国家发表联合宣言，支持中国涉港立场，后又有越南、老挝等国政府发声支持中国，但西方国家普遍强烈指摘中国违反对香港的民主承诺。3月12日七国集团（G7）发表联合声明，批评北京“破坏香港‘一国两制’原则下的高度自治”。美国国务院甚至在中美阿拉斯加会谈前一天，宣布制裁24名中国内地和香港的官员。
面对此情此景，人们不能不追问的是，香港“一国两制”真的死了吗？香港未来的出路在哪里？
断言“一国两制”已死言之过早
断言香港“一国两制”已死虽然能塑造出一种在强权下的悲壮，但主观感受多于客观分析。认为香港“一国两制”已死的说法，无外乎三大理由：一是直言选举制度修改后“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被严重限缩，北京主张的“爱国者治港”扼杀自由民主，民主派处处遭受打压；二是断言选举制度修改无异于撕毁《基本法》的普选承诺；三是认为港版国安法实施以来严重侵蚀港人的自由。
然而，“港人治港”作为从属于“一国两制”的北京治港承诺，从来都不是指“完全自治”，而是指“高度自治”。什么是“高度自治”？《基本法》第二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照本法的规定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这一规定既明确了香港“高度自治”来自北京的授权，又限定了“高度自治”包括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若照此标准，不论是港版国安法还是选举制度修改，虽会影响香港管治秩序，但主要体现在为香港政治划定国家安全的边界，强化对于香港选举制度的掌控力，并未否认和消除香港的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断言香港“高度自治”不复存在的观点，既夸大和误会了近年来北京治港政策的影响，更是将“高度自治”理解为不受一切影响的“完全自治”。
被不少人质疑将扼杀香港自由民主空间的“爱国者治港”亦非新鲜事物，而是邓小平当年提出“一国两制”时所列明的“港人治港”的界限和标准，是“一国两制”的内置要求。《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第3款也规定：“对合众国作乱或反叛，或给予合众国敌人帮助或鼓励，都不得担任国会参议员或众议员、或总统和副总统选举人，或担任合众国或任何州属下的任何文职或军职官员。”所以说，只要承认香港主权属于中国这一基本现实，那么“爱国者治港”便理所应当。
当然，判定爱国者的标准应该是令人信服的，“爱国者治港”不能变为“爱党者治港”。但不论是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韩正说的香港选举制度修改“不是为了剔除任何人”，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声明的“‘爱国者治港’绝不是要搞‘清一色’”，还是当年邓小平说的1997年后管理香港的人“左翼的当然要有，尽量少些，也要有点右的人，最好多选些中间的人”，这其实已说明“爱国者治港”并非要求治港者的政治光谱全部一样，还是可以保持多元，不会沦为“爱党者治港”。换言之，至少今天北京承诺的是，一个人可以不爱中共，但只要尊重中共，不损害和颠覆中共，依然是有希望成为治港者。中国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澳门大学法学院教授骆伟建接受《香港01》访问时说过，传统泛民只要满足“爱国者”前提，毋须过度忧虑自己的政治理念会被针对、被打击。虽然一些人会说中共说一套做一套，其承诺不值得信任，但“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中共的承诺是否值得信赖需要时间来检验，而非轻下结论？
至于香港泛民遭受打压，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是事实，泛民正处于诞生以来最严峻危机，面临何去何从的困境。其中一个原因是长期以来中央的治港体系简单以意识形态划线，厚建制派薄泛民，忽略香港实际情况，将有着约六成民意并曾主张民主回归论的泛民推向对立阵营，实在非常不明智。但泛民倘若能在“一国两制”框架下以积极心态和北京务实沟通，没有和西方政治力量联手对抗北京，没有在2019年反修例风波中被激进势力劫持，北京治港政策再怎么变，都不至于像现在这样严厉和强硬。
至于北京背弃香港普选承诺的说法，不可否认，站在选举民主的角度来看，北京修改香港选举制度并非进步，甚至有严重倒退嫌疑。因为北京修改后的选举制度确实明显压缩和稀释了直选在选委会和立法会的影响力，过去被不少港人指责的小圈子选举将成为今后选委会、立法会的主要选举方式。关于这点，连身兼港区中国全国人大代表的港府行政会议召集人陈智思都坦承，“民主进程将会回到回归初期”，“明白香港人短期内对选举制度感到失望，日后未必再热心于政治”。
然而，今次北京虽然修改《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但仍然保留正文关于普选的规定，意味普选仍然是特首选举及立法会选举的最终目标。而且《基本法》本来就规定香港根据“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最终达至普选特首和立法会议员的政改目标，从未说过普选会一步到位，此处关键是“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在今次选举制度修改之前，特首选委会的代表性和立法会的直选比例都在逐渐提升。2014年北京的“831”决定即使不符合许多港人的西方式选举民主想像，但其实合乎《基本法》规定，香港若然“袋住先”，可以再在与北京的积极沟通过程中逐步深化。今次北京虽然没有沿着过往政改成果继续朝前扩大民主程度，但就像陈智思说的“过去几年有少数立法会议员拖慢议会进度、打着针对及抹黑中央等旗号，令中央担心香港的民主路是否在走正确方向，‘一国两制’能否继续”。前年香港区议会选举，历来在地区工作不占优势的泛民和本土派靠着反对北京和港府的立场获得历史性大胜，深深刺激到北京。区议会选举后本土抗争派的激进声浪明显盖过传统温和泛民，他们策划初选，提出在立法会选举中取得“35+”，进而通过瘫痪管治来逼迫北京和港府作出大幅让步的设想，更令北京无法忍受，所以将选举制度修改上升为香港“一国两制”生死保卫战的高度。
既然北京改革香港选举制度是为了确保其信任的爱国者治理香港，而非否认民主承诺，那其实意味着一旦能够确保“爱国者治港”，北京便没有理由延迟香港民主进程，而应会适时根据香港“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推进普选。最近香港立法会前主席曾钰成公开表示，他对香港达致普选仍然感到乐观。既然如此，断言北京放弃普选承诺是否言之过早？
其三是认为《港区国安法》实施以来香港人的自由被严重侵蚀，故断言香港“一国两制”已死。这不仅忽略了《港版国安法》所划定的自由边界其实是对《基本法》第23条立法初衷的延伸，而且虽然收缩了一些港人曾经习以为常的有可能触及国安问题的自由，但有效堵塞了国安漏洞，本身也是对港人自由的一种保障。
今天不少人认为香港“一国两制”已死的理由主要集中于民主和自治空间，这其实带着对“一国两制”的误解。“一国两制”自创立以来旨在解决的是中国内地的社会主义制度和香港资本主义制度在“一国”之下的和平共处问题。今天香港资本主义制度依然得到强有力的保障，香港的独立关税区地位、独立货币管理、独立经济社会治理和司法独立、终审权仍然存在。将讨论视野聚焦到民主和自治空间，其实是对“一国两制”的误解和收窄，忽略更为基础和广阔的关税区、货币、经济社会治理和司法面向。这样说绝不是指民主和自治空间不重要，而是说不能过于放大，不能以偏概全，不能见树不见林。香港泛民、台湾社会和西方国家之所以那么纠结于民主和自治空间既是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亦是因为已经适应“一国两制”所呈现的怀柔面向，忽略“一国两制”内含的强硬面向。当年邓小平设计“一国两制”时就已经两手抓，既有怀柔面向，亦不乏应对危机时刻的强硬面向。这也是为何2019年修例风波爆发后，邓小平一些应对危机的强硬表述在中国内地和香港广泛流传并被北京治港体系反复引述。当香港和北京充满互信，当香港管治合乎北京定义的“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那自然尽可能给予更多民主和自治空间。反之，如果香港和北京严重缺乏互信，香港管治危机频发，严重威胁“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那北京便会展现强硬一面。
“一国两制”尚未死去，而是进入2.0版本
直言香港“一国两制”已死言之过早，是情绪化理解“一国两制”。今天北京治港政策之变，尽管不被香港泛民、台湾社会、西方国家接受，却内嵌于“一国两制”，并非另起炉灶，推倒重来。北京承诺的五十年不变是指“一国两制”大原则和大框架不变，但并不是指五十年不管或具体内容五十年一成不变。世间任何具体的制度设计，都可能会因应内外形势而发生改变。“一国两制”作为北京和香港之间最大共识，至今依然被北京定义为解决香港问题的最好安排，但近年来香港“一国两制”实践过程中所爆发的管治危机，又令北京无法忍受，所以北京才会反复解释港版国安法、选举制度修改都是为了查缺补漏，确保香港“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可见，在北京看来，不变的是“一国两制”的大原则和大框架，变化的是一些具体内容。
近年来北京治港政策变化的大方向已经愈来愈清晰，更加强调“一国”秩序和底线，大幅强化《基本法》虽未明言但符合“一国”现实的全面管治权，堵塞国安漏洞，加快推进陆港融合。在此大方向下，今次选举制度修改不会是北京治港政策之变的终点，北京治港还会有后续行动，甚至不排除修改《基本法》的可能性。关于这一点，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涉港要求便是例证。2019年10月底，在修例风波愈来愈烈的情势下，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一系列“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要求，其中就包括暗指港版国安法的“建立健全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自此之后，北京治港陆续推出一连串大动作。但目前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涉港要求尚未完全落实，考虑到中共一旦确定路线，不达目的不会轻易甘休的作风，今后数年北京治港肯定还会有新动作。
此番情景与香港回归初期相比，真是恍若隔世。那时，因为陆港之间尚处于蜜月期，北京治港体系对于作为新生事物的“一国两制”缺乏经验，误以为放手让香港自行治理就能万事大吉，低估了殖民地时代对香港深层次矛盾、社会结构和港人国族理念的形塑和影响，故为了安抚对回归怀有疑虑或观望心理的港人，北京治港整体上不介入。用当时流行的话来说，是“井水不犯河水”。虽然2003年50万港人上街反对《基本法》23条立法，一度促使北京局部调整治港政策，开始有所介入，如推动陆港经济合作、人员便利往来和介入香港民主化进程，但总体上北京参与仍然很少。直到2014年占中前夕，面对香港激进主义、本土分离主义的浮现，北京正式提出全面管治权，预示治港政策开始发生方向性转变。2019年修例风波的爆发更迫使北京下定决心更大幅度调整治港政策。不论是两办主官调整和香港中联办大换班，两办以“行使监督权”之名频繁发声，还是《港区国安法》制定实施，人大常委会作出香港立法会议员履职资格的决定，香港选举制度修改，无不说明曾经那个“井水不犯河水”的时代彻底成为过往，香港“一国两制”处于邓小平创立以来最大转捩点，可谓2.0版本。
香港今后数年是关键时刻
应该承认的是，香港“一国两制”2.0广受争议。香港泛民及其支持者、台湾社会和西方国家的看法固然有失情绪化和意识形态化，但不信任的情绪是不争的事实，北京不能不予以考虑。
邓小平当年会见英国时任首相戴卓尔夫人时就说过，处理香港问题“既考虑到香港的实际情况，也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和英国的实际情况”，“我们解决问题的办法要使三方面都能接受……就香港问题而言，三方面都能接受的只能是一国两制”。这番话道出了香港问题的特殊性以及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的根本原因。如今，香港已经回归24年，不必再特别考虑英国关切，但香港社会的关切，北京不能不考虑。鉴于香港“一国两制”事关解决台湾问题的示范效应，北京还应考虑治港政策对于台湾社会的心理冲击。香港是闻名世界的全球金融中心，中西利益交汇之处，长期以来扮演中西沟通和利益联结的桥梁、中转站，西方国家在香港有巨大的利益存在，北京治港同样不能不去考虑西方国家的关切。
这意味着北京治港体系要在自身关切和香港社会、台湾社会、西方国家的关切互动过程中，寻找某种平衡点，不能一味用强，不能造成不必要的对立，要积极沟通，争取外界的理解，更要以实际行动和努力来证明自己所做的一切最终确实让香港人生活和“一国两制”变得越来越好，就像邓小平当年说的“如果有什么要变，一定是变得更好，更有利于香港的繁荣和发展”。
新加坡已故建国总理李光耀曾说：“我认为，我们说一个政府受欢迎并不是说它要在治理期间的任何时刻都受欢迎……有时你必须彻底不受欢迎，但你在任期结束时，你应该给人民带来福利，这样人民才会认识到你所做的事情都是有必要的。”这句话用来形容近年来北京治港政策生变或者说“一国两制”2.0非常恰当。对于香港泛民及其支持者、台湾社会、西方国家而言，有的时候，许多事情不要着急下结论，可以保持审慎态度，在更长时空背景来看待事情。对于北京治港体系来说，近年来一连串大动作遭受质疑，并不完全受欢迎，甚至使香港泛民及其支持者、台湾社会、西方国家的不信任情绪达到一个顶点，当务之急是要确保通过一番努力和积极作为后，让“一国两制”2.0时代的最终治港成绩来消除外界的不信任情绪。
那么什么样的治港成绩才能达到这一点？首先在政治层面，北京治港体系要确保“爱国者治港”依然具有广泛包容性，具体执行过程中的评判标准令人信服，不至于沦为“爱党者治港”或爱国庸才治港，不会挤压正常的反对声音和不同意见，不会让劣币驱逐良币，不会让香港政界充斥阿谀奉承之辈或政治投机分子。北京高层官员已经说过，“爱国者治港”只是最低标准，会致力于提升治理效能。这一点能否得到落实的关键在于今后香港管治能不能在充分而多元的竞争和选拔中确保“良才善用，能者居之”，实现选贤与能。否则的话，若让爱国庸才或政治投机分析占据高位，既是对“爱国者治港”的扭曲，对港人智力和审美的侮辱，更是对香港经济社会发展的不负责任。坦率说，考虑到目前港府官员和建制阵营的能力素养参差不齐、泥沙俱下的现状，治港团队要做到选贤与能非常困难，亟待全面改革人才选拔体系。
同样是在政治层面，北京治港体系应该正视香港社会的普遍民主诉求，宜疏不宜堵，建立一套符合香港实际、有治理效能和认受性的民主。今次北京改革香港选举制度不应是终点，“爱国者治港”亦只是最低标准，在时机合适时，北京还是应该及早兑现《基本法》承诺的双普选。当然，过去一些年来，选举民主在海内外都接连遭遇困境，民粹甚嚣尘上，政治娱乐化和庸俗化，资本劫持选举民主，治理低效、无能，诸如此类的弊病，不一而足，选举民主确实到了重新审视的时候。北京治港体系在与香港社会普遍关切的互动过程中，应该从世界视野下来探索香港特色民主制度，尽最大可能既为多数港人所能接受，又能规避现行选举民主弊病。
其次在香港人普遍珍惜的自由层面，北京治港体系应该用实际行动证明，目前所做的一切不过都是为了打击港独和分离主义，不会妨碍《基本法》所承诺给港人的自由权益。近年来香港泛民、台湾社会、西方国家都在质疑港人自由正在一步步被侵蚀。治港团队要用实际结果让他们的质疑不攻自破，要让世人亲眼看到香港依旧还是一个高度自由开放的城市。这就要求治港团队在处理任何与自由相关的个案时，都要慎重，以理服人，不要落人口实，不要造成恐慌。
最后在长期困扰香港的房屋问题、贫富悬殊、阶层固化、经济结构畸形等深层次问题上，北京和港府要有实质性作为。长期以来，深层次问题压得多数香港人难以喘气，让他们活得艰难而压抑。港英时期的总督麦理浩至今仍为人怀念，一个关键原因是他任内大刀阔斧改善港人生活。一个殖民地政府尚能如此，北京和港府若不能做得更好，何以服众？况且近年来北京治港政策生变最终要通过具体施政成绩来评判，其中最关键的评判依据便是北京和港府能不能让香港社会实现公平正义，让港人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最近韩正已反复提及要解决以房屋问题为重点的香港深层次问题，惟愿这样的表态落到实处。
当然，“一国两制”2.0时代的香港能否变得更好，是多方面因素合力的结果。除了北京和港府之外，建制派、商界、泛民等群体同样责任重大。建制派要积极变革，提升能力素养，以是其是非其非态度监督港府施政，不能沦为橡皮图章或应声虫，更不能成为阻挠变革的既得利益集团。商界要明白资本扭曲下的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利益结构难以持久，要看到北京治港政策已经生变，要适时作出改变，帮助香港社会实现公平正义。泛民要回归政治现实主义，不能老是活在虚妄的想像中，要学会以小事大以智，理性看待自身处境和北京的角色、力量。因为今次选举制度改革后香港政制会是北京主导和港府行政主导相叠加，故今后数年“一国两制”2.0的成败主要取决于掌握最大主动权的北京和港府能否以实际施政来赢得人心。
“一国两制”作为人类历史上一场新的政治实验，曾让北京和香港双赢。北京展现了和平诚意，收回了主权，让香港继续以中西方联系中转站的独特地位来推动国家改革开放，而港人得以保持原有生活方式和自由不变，享受比港英时期更加广泛的民主和自治空间。香港九七回归之前，外界一度留下九七大限的说法，担心北京的承诺不可靠，移民潮兴起，不少港人客走他乡，但回归初期的实践证明“一国两制”得到有效落实，九七大限的说法不攻自破。如果后来中国内地、北京和香港之间能够良性互动，相向而行，香港社会越来越认同国家，北京回馈香港更大政治空间，那无疑是最为理想的结果。但遗憾的是，过去多年中国内地、北京和香港之间互动，时常不欢而散，互信和善意被不断消磨，直至香港管治深陷困境，危机频发，北京被迫祭出重拳，给香港下了一剂猛药。中国古语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因应香港“一国两制”困境和管治危机，北京治港已经“穷则变”，香港“一国两制”进入2.0版本，今后能否“变则通，通则久”，全在于北京和港府的治港成效，未来数年是关键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