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改制．专访｜十字路口的香港亟需重新认识中国共产党

旷日持久的香港反修例风波，如同被打开的潘多拉魔盒，不仅将香港积重难返的问题与矛盾全部释放出来，而且也促使北京加速对香港管治危机拨乱反正。从《港区国安法》到选举制度改革，北京不容置喙的决心和意志力被世人看在眼里，而香港社会在大变局面前的迷茫无力亦具体可感。处在十字路口的香港，未来将向何处去，《香港01》记者就此采访了北京港澳学人研究中心理事林朝晖。

香港01：对于香港选举制度改革，据你观察香港社会目前有什么样的反应？

林朝晖：香港的反应需要区分来看，一些是参政的，一些不是参政的。先说不是参政的，香港市民中的建制派支持者很多都支持选举改革，因为他们认为这是让香港恢复安定，回到正常轨道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是对的，而之前没有去纠错。建制派的选民当中也有不少认为，过往的选举方式是不公平的，有利于某种煽动，让正常的声音没有办法表达。因为比例代表制最容易赢得选举的做法，是提出一些激进的主张，而建制派的选民相对都比较温和、保守。

另外一批支持泛民主派的选民也不能忽略，里面有更多人认为，从《国安法》到现在，香港不止是政治表达空间变小了，以后连参选空间都变小了。这个说法在香港泛民主派的选民当中是蛮普遍的。我身边也有不少年轻的泛民选民，有能力的可能选择移民，或者准备多一本护照，有点观望态度。有一些更极端的就很悲观，这种人永远都有。

香港01：那对于参政者呢？

林朝晖：在参政者里面，激进派知道自己没有空间了，其实很多都已经投降了，各种求情。当然也有人认为，我就要从容就义，那就坐牢，都有。但是温和的泛民主派也有不少人表态说，他会遵守以后新的规则。

而在建制派里面，我觉得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建制派当中出现了两波的人，这两波人对于选举改革，嘴里说支持选举改革，但没感觉他们很开心。以后没有了那么一个明确的激进反对派情况下，他们在政治角色里面的功用就小了。以往他们盲目地支持中央就好，盲目地支持政府就好，也不需要从政水平，但现在看来对建制派有新的要求，需要更高的水平。

第二点，中央从现在起等于是自己承担了政改的责任，成了第一责任人。这个先例一开，以后也没有什么政治议题会成为选举主要的议题，以后选举议题或变成政策左右的问题，经济立场的左右问题。我相信现在所有建制派不管是所谓的走基层路线的政党，还是走中产路线的民建联、工联会，所有政党给香港人的印象都是既得利益者，都是经济右派。他们尽管说自己是经济左派，但没人相信。

中央其实说得很清楚，这次改革是为了解决香港深层次矛盾问题，这才是未来的关键点。如果这样的话，等于是经济政策左倾是必然的方向。经济政策左倾，他们明显是没有政策准备，没有理论准备，也没有论述准备，人才储备更没有。

我相信现在建制力量里面，就算担心改革，也得事事去喊着改革。但是也有另外一波是希望，从制度落实过程当中的一些细节拖后腿，尝试维持既得利益，又可以达到比较大的话语权，让政策不要往左倾。只要政策有钟摆，出现经济上面的左跟右一直摇摆的话，等于他们可能会有一段日子比较失去更多的话语权，属于比较落魄的阶段。他们也尝试在选委会、议会的组成，一些细节上面给压力，甚至投入精力来影响政策往他们比较舒服的方向走。

这里面要平衡的是，均衡参与，得考虑到要有反对派存在，还得考虑这个议会的自我更新能力，我说的自我更新是政策更新能力，能否在既得利益跟香港普罗大众的利益当中有解决深层次矛盾的能力，而不是完全一面倒，永远都是往既得利益方面走。

香港01：你提到的各方博弈和平衡，其实从立法会改革的两套方案也不难看出，究竟是432还是333，各方争议很大。最终选择432，从中既可以看出北京想要保障绝对的安全，也意味着北京现在对香港非常的不信任。当香港进入到一个新周期，北京和香港之间该如何建立新的互信？

林朝晖：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假设，认为是中央对香港的不信任，我觉得不是中央对香港不信任，反过来是中央看清了香港问题的症结。尽管在泛民主派眼中，他们可能看到是建制派占所谓的三分之二甚至更多，这是一个绝对安全，但是我认为也不要把所谓的建制派占绝对多数，看成是铁板一块。里面有很大部分会通过一些其他方式，去传递国家意志。这里面绝对不是传统的既得利益集团，而是传递了中央对于改革，甚至某些方向的想法，不止是为了避险。

其次，如果中央真的不信任香港、要避险的话，方法太多了，可以在选举的资格门槛，甚至其他的手段让风险永远不出现。推动选举的改革也反映中央对一国两制的初心是不变的，还是希望港人治港。我不认为中央对香港不信任，中央还是有一个基本判断，相信香港大部分的人。如果我们把激进的排除掉，选举制度的方法改变了，制度影响人的行为，大部分人还是支持一国两制的，还是支持香港发展行稳致远的。

最后，重建信任里面很重要的一点，中央这次在改革里面也有反复提醒，即改革更关注的是如何解决香港深层次矛盾问题，而不是很多人看到的如何政治避险。以往为了维持繁荣稳定，很多界别根本上就是既得利益集团。当时可能没有考虑到如何让一些有心想改革香港，甚至推动某种社会范式转移的侯选人可以被提名上来，在现有的制度里面根本不可能。此次改革是希望传递国家意志，通过新增部分议员让立法会有自我更新能力，中央可以有更大的话语权。这一点也是体现了一国的优势，体现香港真的是背靠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只有社会主义体制才能做到。

香港01：从国安法到选举制度改革，很多人会问，这些漏洞都堵上后，香港真的能走出泛政治化的泥沼吗？毕竟香港走到今天，有着复杂的历史因素和现实因素。在你看来，香港从泛政治化走向聚焦经济民生，最大的阻力是什么？

林朝晖：泛政治化更多是制度造成的，当然也有人为的因素，我们回归后自己有点犯傻，用错制度了，每四年一次立法会选举，区议会选举，还有特首选举，太频繁的选举自然会让社会泛政治化，这二十多年更严重了，所以这次我们也承认是对过去选举制度纠错的做法。这个纠错是中央很正确的一个判断，泛政治化不是根本，泛政治化只是表象，背后还是根本政经制度问题，还有市民的核心利益问题，这个得先处理。

能否走出泛政治化关键是新的议会、新的选委会、新的特首第一步做的是什么。我认为新一任特区政府一定要明确目标，新的国家意志是否一致要消灭贫穷，香港现在最需要的是消灭贫穷，还有寻找新的发展机遇，创造更多中产职位。现在不管是特首还是立法会议员，大家嘴里说大湾区，但是谁真正懂得大湾区发展机遇在哪？动辄提到中美贸易战对香港造成影响，但香港在未来世界格局下应如何定位及自处？ 接下来几年，政治上的执拗停歇后，恐怕香港参政者真的需要静下心来专心做战略、做政策，寻找出路。

香港01：所以你对香港接下来寻求出路是乐观还是悲观？

林朝晖：我比较乐观，现在国家意志变得很清晰，在制度设计里面也能体现了，未来的政府在议里里也能稳住某些票。不过我也担心有两个矛盾：首先，建制派在往左倾的时候，没有理论准备，没有政策准备。 以前的政策基本上没有很大的改动，都是政府负责统筹派点钱、做转移支付，也不清楚自己要干嘛。不像内地，每个城市都很清晰，哪个领域先攻坚，哪个领域要巩固，而香港没有这种思维。 其次是未来特首人选从哪里出来，香港过往几任特首除了公务员之外，也是从既得利益集团出来，如果未来特首的提名制度中，需要继续向既得利益妥协，又是否能真正照顾到民生。

香港01：按照北京相关官员的说法，香港接下来的改革会带有很强的内地改革的逻辑，也就是从“中国特色”到“香港特色”。

林朝晖：过往很多人对香港制度的理解，是井水不犯河水，只强调两制，香港是香港，内地是内地，这个是很不对的。香港既然是在一国的单一制国家框架里，宪法对香港是有效力的，国家社会主义执政党对香港应该也有影响力的。国家对香港一个地方政府制度微调，甚至对未来方向纠错，这个是应当的。再者，今天所提到的深层次矛盾问题，不完全一定与意识形态有关；相反只是从顶层制度设计、利益分配制度、社会结构重整方式来自我完善、自我修正。这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修正，英、法这类欧洲国家对选举及社会制度也同样改了很多次，但我相信以社会主义为纲的国家执政党必然会在洞察香港本质问题、改革决心和手法上与欧美国家会略有不同。

放眼世界，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具有很强的自我更新能力。就像夏宝龙主任说的，全盘照搬西方选举制度对香港不管用，同时香港这几年出现的问题，中央也看在眼里。如果邓小平当年的中国特色是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里面加上市场经济的元素，那么今天香港的改革就是在资本主义那一制里面，加上社会主义那一制的元素。我始终关怀的是，能够让香港贫苦大众能向上流动，生活过得有尊严，应当是优先的事；一个能让香港市民过得好、符合香港实际情况的 “香港特色资本主义” 并无不可。

香港01：对港人来说，之所以不能全面准确理解一国两制，也是源于对中共、对社会主义那一制的不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全世界都面临着如何认识这一百年大党的难题，香港更是不会例外。

林朝晖：如何认识中国共产党，我认为得让有内地经历，而且对中共及其一路走来的历史有深刻思考的人去多讲，学校里面很少人讲。香港的议员建制派有几个很懂中共历史呢？也没几个。香港政界在解读内地政策的时候，很少从全局去思考问题，永远强调的是香港在中美新冷战中怎么赢，根本不懂国家领导及内地知识分子的战略眼光，不明白北京着眼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甚至人类的整体利益。概而言之，港人对一个政党的理解，还停留以西方政治的视觉去理解的，认为政党内部的一些行为方式是固定的、静态的，也是可以预估的。 我常跟香港年轻人说，中国共产党是学习型政党，是在不断学习和自我更新的。一国两制同样如此，也是摸着石头过河，这是中国共产党发展战略很形象的概括。

对于这次改革，我只想强调一点是，国家政府发现香港的政治化局面、深层次矛盾问题香港无法自行处理。香港自行处理的结果只是，过去十多年问题不断被政治问题耽误、政府及政党缺乏改革魄力、既得利益者认为香港市民活在水深火热与己无关。中央在不更改普选最终目标的前提下，适度介入改变游戏规则，催逼香港进行改革及对社会利益重新分配，寻求新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