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者治港｜“二元对立”政治纷争 始于港府施政失效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今日（3月11日）有望通过《全国人大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草案》，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即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进行修改。特首林郑月娥周一（3月8日）见记者时，回应有关人大修改香港选举制度将会收窄民主派政治空间的质疑，指出香港是时候改变传统以民主和建制二分的政治生态。这种以民主、建制派来区分政治光谱的“二元对立”政治思维，的确不断深化社会撕裂，无疑需要打破。不过，林郑借此把香港问题推卸给政治纷争，显然是“倒果成因”，无视政府多年的施政失放，没有做好“港人治港”。

“事实上，建制派里的人士都是民主的，他们的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这种简单地把议员分类，即是把政治人物这样分类，我觉得是时候要有一定的改变。”或许林郑月娥的这番话，是善意提醒香港社会要走出“民主、建制”、“黄、蓝”二元对立的政治纷扰，而由全国人大出手修改香港选举制度，有望防止议会基于基于意识形态陷入分化。

香港近年先后发生2014年“占领中环”和2019年“反修例风波”等大型社会运动，期间“港独”等分离主义擡头，部分市民更主张以激进手段追求政治诉求，但这些纷乱只是香港深层次问题的表象，问题背后实际指向特区政府多年以来的施政失效，死守“积极不干预”的经济教条，无视资本主义本身的结构困局，导致社会贫富悬殊、怨声载道。

然而，林郑月娥的回应，似乎只把香港问题当成政治问题，又把港府的施政失效推卸予议会的政治纷争，难免被人质疑是“倒果成因”、“自欺欺人”。例如香港的土地房屋问题，是因为二元对立的政治纷争才导致政府迟迟不敢大举征收土地、兴建公营房屋吗？显然不是，而是政府仍未从港英时期的“官商共治”中醒觉，资源分配长期倾向既得利益群体；即使回归后，政府仍然不敢得罪既得利益集团，连原本在去年8月租约期满的粉岭高球场都不敢全数收回，反而决定以每年一元续租球场。又如政府于2019年提出落实征收额外差饷的建议，以鼓励一手私人住宅单位尽早推出市场，惟去年底突然撤回，继续纵容发展商囤积居奇。

港府连市民最基本的安居问题都未能解决，又长期坚持“房屋并不是简单的商品”，有违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强调“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房屋定位，谈何有效管治？

当市民长期目睹社会不公，贫富悬殊未见改善，政府亦缺乏有效的产业发展政策，产业发展单一连带著传统的升学、就业阶级逐渐失效。即使是大学毕业生，也面对“毕业就失业”的问题，甚至大喊“读书无用”。阶级固化难以产生社会流动，而政府未能秉承公平正义重整分配结构，导致低下阶层无法共享经济成果。市民在百般无奈之下，自然会以更极进的手段追求平等，正如占领华尔街事件喊出那句“we are the 99%”，可见政府放任分配不公。

如今，中央重整治港理念，先是推出《港区国安法》，再为“爱国者治港”定调，未来更会完善“香港特色民主选举制度”，想借此确保香港社会远离缠绕多时的“泛政治化”、民主和建制二分对立的政治纷扰，把香港从走歪的路中拉回来，回到“一国两制”的初心。

特区政府必须警惕的是，中央出手为香港收拾“烂摊子”，并非要港府重回“自由放任”的旧路，而是要让香港“由乱变治”，大刀阔斧处理香港社会、民生、经济等深层次矛盾。早前，主管港澳事务的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在北京与港区人大代表会面时亦提到，香港住屋问题，指要解决难度很大，但总要有开始的时候，否则最后损坏的是全港老百姓的利益。

因此，无论是特区政府的问责班子，还是公务员团队和传统建制精英，更应审视过去问题，反思为何回归至今未有做好“港人治港”，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而对于香港管治体系当中起领导作用，居于领导职位的人，“爱国、爱港”也只是最低标准，需要遵循更高、更严格的标准──不只是循规蹈矩，也不是简单的爱国忠诚，而是主动作为和担当的“贤能爱国者”。这样才能真正“正本清源”，确保香港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