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者治港｜停止“文革式批斗” 勿令社会再陷政治漩涡

政圈近日掀起一阵怪风。先有获晋升为食物及卫生局常任秘书长的刘利群，被亲中媒体和建制派舆论连番狙击其不够爱国，后有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常任秘书长（库务）刘焱因戴有疑似“51”字样的口罩，被人质疑政治立场。这股犹如“文革式批斗”的“怪风”，似乎曲解了“爱国者治港”的原则和标准，甚至忽略了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早前发言所指“爱国者”和“坚定的爱国者”之别。假如个别阵营只懂“斗左”、摇旗呐喊“爱国”来搏取掌声，却不能回归理性、直视香港深层次矛盾，既难成“坚定的爱国者”，亦等同制造社会分化。

《大公报》于上月底（2月27日）以头版大字标题《爱国者治港去咗边？》，抨击日前升任为食物及卫生局常任秘书长的刘利群，指控其在任食环署署长期间“双重标准”，纵容“连侬墙”、却迅速清理爱国标语，又质疑其丈夫——社联行政总裁蔡海伟为“黄丝”，在反修例风波期间开放场地让示威者休息，因此不符合“爱国者”标准。

相关言论引来新民党行政会议成员兼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的反驳，指署方之所以未有清拆连侬墙，或与一单相关诉讼尚未审议相关；至于迅速拆除支持国安法标语的工作，亦并非食环署负责。对于有舆论指控刘利群因丈夫为“黄丝”故不符合“爱国者”标准，叶刘淑仪批评是“乱扣帽子”，又呼吁新民党党友不要跟风。

这股“文革式”的“斗左”怪风，难免令人联想或与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上月中旬（2月22日）出席全国港澳研究会举办网上论坛时为“爱国者治港”定调相关。夏宝龙发言时提到，爱国的治港者应该勇敢站出来，把维护“一国两制”作为最高责任，勇敢和那些挑战甚至破坏“一国两制”原则和实践的行经进行坚决斗争——对所有香港从政者而言，这固然是理所当然，但从近日这些极端批斗之风所见，似乎或多或少都曲解了夏宝龙的原意，只是为了斗争而斗争，企图把“非我族类者”赶尽杀绝。

香港当然需要由爱国者治理，而爱国界线包括了不能支持港独，也不能认同旨在推翻中共政权的行为，要“忠于国家、忠香港，维护香港利益”。但爱国并非“斗左”，更不应借此互扣帽子，否则只是从以前的“左右”意识形态之争，陷入“谁左谁有理”的政治疏涡之中，对香港只会“百害而无一利”。特别当香港经历多年“左右派”互斗后，2019年出现分离主义擡头，政治上早已纷乱不宁，在民生和经济等核心议题上亦亟待推进和改革。

为确保香港行稳致远，中央先是制订《港区国安法》，填补香港国家安全漏洞，又在去年底明确特区政府可以维护国安为由取消立法会议员资格。种种“大动作”都反映，中央正在重整治港策略，逐步厘清“一国两制”和“爱国者治港”的政治伦理，确保香港的行政、立法和司法权力均掌握在爱国者手里。而在夏宝龙公开就“爱国者治港”发言之前，国家主席习近平年初听取特首林郑月娥述职时，也表明“爱国者治港”是香港由乱到治的关键；其后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在新春就会致辞，亦重申“爱国者治港”已成为“一国两制”核心要义，以确保香港回归良政善治的初衷，能够找对方法化解深层次矛盾，延续香港的繁荣稳定。

中央连串“拨乱反正”策略，理应为香港政局带来一番“新气象”，借此大举改革，专心处理民生、经济等重要社会议题。但无奈是，骆惠宁和夏宝龙语音刚落，建制阵营内部已有极端声音把焦点落在于上纲上线的政治斗争之上，将香港带到另外一个泛政治化的漩涡之中。

早前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兼法学院副教授田飞龙接受《香港01》专访解读夏宝龙讲话，他重申中央不是搞“清一色”，只要秉承爱国爱港立场，“在确立爱国者共同基础的条件下其范围仍然是包容和多元”，但对于香港管治体系当中起领导作用，居于领导职位的人，需要有更高、更严格的标准来区分“坚定的爱国者”——治港者不只是循规蹈矩，也不是简单的爱国忠诚，而是主动作为和担当的“贤能爱国者”。田飞龙及后更在报章撰文，强调上述“升级要求”是一种更严格的问责机制，是“面向市民检验和问责的，也就是服务不好市民就必须下台”，而非“忠诚的废物”和“橡皮图章”。

在这样的标准下，个别建制激进人士与其捕风捉影地寻找打击对象，和摇旗呐喊“爱国”搏取掌声，更应反求诸己、回归理性，做一个主动作为、有担当的“坚定的爱国者”，想想自己从政以来为何未能做好“港人治港”，否则只有政治忠诚，分化社会，也难得中央青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