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概股回流．三】IPO潮谷高港股市场 大蛋糕可否人人有份
快手科技上市掀起新股热潮，摩根大通近日预计，至少有22只美股符合港交所第二上市资格，包括拼多多、百度、哔哩哔哩等。这波“中概股IPO潮”看似能为港人带来一夜致富的机会，但实际上，由于公开招股比例有限，很多散户根本无缘“共舞”；更令人无奈的是，当恒生指数逼近三万点的高位，香港实体经济却陷入衰退，最新失业率创下十六年来新高。我们不得不思考，在中概股狂欢之下，巨额经济红利如何帮助实体经济，继而惠及普罗大众？
承接上文：
“整个香港被分开了两块。一块是中环的商业区，有班‘鬼佬’在赚钱。另一块是商业区以外发生的经济活动，与商业区完全无关。”香港理工大学社会科学系讲师邹崇铭慨叹，过去二三十年，香港成了内地（企业）吸纳国际资本的桥梁，作为亚洲金融中心吸引很多国际投行，但对实际经济帮助有限，“上市的内地企业，业务不在香港。从生产角度而言，企业不能提供岗位让市民参与经济生产活动；从消费的角度，企业亦不会有面向香港消费者的服务与产品。”
在健康的经济体中，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应是互相促进的关系。实体企业通过股市融资，扩大规模，开发新的产品，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带动上下游产业的发展；资本市场反映实体企业的业务增长，将升值的财富还给投资者，令普罗大众亦能分享经济成果。香港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之所以割裂，问题出在香港的实体经济长期集中于传统产业，并无新兴产业发展，更难谈有本地独角兽能上市融资，利用香港投资者的力量。而香港的资本市场则是背靠祖国、面向全球的金融中心，全球资本不过是经香港这个金融枢纽投向内地新兴企业，所以得益的只会是金融及其衍生的专业服务业，而不是香港本土的实体企业。
“钱经过香港搬入内地，纯粹是电脑上数字的转换，在香港是无事发生的。”邹崇铭说。
在中国经济日益强盛的大背景下，香港的资本市场将会迎来更多的内地企业和大量的全球资本，金融业无疑会赚到盆满钵满。只是，金融业虽占本港GDP约五分之一，但提供的就业岗位只有6.8%。新冠肺炎疫情之前，金融及地产以外产业发展早已停滞不前，薪酬增幅长期追不上楼价升幅；眼下，金融以外的其他产业又因疫情几乎停摆，导致失业率高企，相信无论交投市场如何炙热，都无法惠及普罗大众。特区政府不得不思考，如何借助这波“中概股回流潮”活化“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令每一个香港市民共享经济成果。
发展新经济 活化一次分配
“以往恒指成份股中会有多些本地企业，有实务在香港。比如利丰，虽然工厂搬去外地，起码在香港有很多业务是在做贸易、物流、供应链管理，提供大量白领职位。”邹崇铭叹道。中概股排队来港上市，是对香港传统经济环境的一记警钟—迟迟未能转型发展新兴经济，没法培养出本土独角兽，要提高香港企业在恒指成份股中的比例成了痴人说梦。
从实体经济的角度，发展新兴产业、推动传统经济结构转型至新经济，与整个社会的财富分配有关。香港经济指标看似发达，但普罗百姓生活苦不堪言，正是源于特区政府没有做好“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的工作，既未能创造更多有前景和“钱景”的就业岗位、保障劳工阶级根据公平合理原则按劳获酬，又未能积极创建财富转移结构、改革累进税制以调节巨富阶层收益，再调拨房屋、医疗、教育、交通、全民退保等资源，减轻市民负担。
“香港从市场本身和政策层面都没有发展出有潜力的产业。”邹崇铭进一步分析，在市场方面，产业固化是首要原因，“与金融地产霸权有关，全部被地价租金‘压死’。”而且，企业根本没有诱因推动科技发展，他以酒店业为例，“我去外国都会用Airbnb，但酒店不会开发一个这样的App，这妨碍它做生意”，“基本上，香港的传统产业都有这个问题，既得利益太大了，而且他们太容易‘揾钱’，又怎么会放赚钱机会给创新科技？”
从政策层面，邹崇铭指政府对于科创的激励和监管措施都做得不好，应与初创企业有更具体的互动。他举例，政府在为科创企业提供资助时，应设计一些实体经济的指标，例如创造了多少就业岗位、服务多少人或者盈利多少，才能继续提供剩余的资助，而不是单凭计划书一次过拨款，“最出名的就是问政府要了300万元，整个App教人打八段锦。”他更指，就算特区政策曾提出要发展“六大优势产业”，但整体方向亦错误。他以资讯科技产业为例，本应能推动本地的产业升级，走向智慧化和自动化，但现实却是“重量不重质，总是想着扩大市场，服务大中华市场和国际市场。最终，大多都北上去了内地”。
企业北流带来的是职位空心化。据政府人力资源推算报告（见下表），2012至2017年的五年间，资讯及通讯业的人力需求仅增长一万余人，是金融服务业、专业及商用服务业人力需求涨幅的三分之一。横向比较，资讯及通讯业的人力需求占比仅为3.2%，相较于零售贸易业、商用服务业等传统产业，依然属少数。
香港大学经管学院经济学教授邓希炜在《香港极需第三次经济转型》中指出，要解决中层技术人才短缺的问题，应先处理需求短缺的问题，“为此政府可考虑在大幅增加的研发开支中，拨出部份资金兴建科研机构， 设计甚至制造产品及技术。 先导科研领域为香港的现有优势，包括生物科技、医疗科技、金融科技。”只有打破传统产业结构的限制，推动更多新兴科创企业落地，创造中层职位，才能活化整个初次分配渠道，在推动实体经济发展的同时，解决贫富悬殊等民生问题。只有如此，香港股民才能在港交所见证本土独角兽上市，让香港资本市场有效反哺香港的实体经济。
财富再分配 思考税务改革
当中概股回流能够带动传统经济转型成为新兴经济，而“一次分配”又能够保障劳工阶级根据公平合理原则按劳获酬，税务改革就是实现“二次分配”的重要渠道。香港金融独大，更应考虑通过税务改革增加金融业的财政收入贡献，以此实现再分配。日前，部份立法会议员提议香港应增加股票交易印花税，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回应时，重申政府“考虑政府收入的同时，亦平衡市场发展，特别是维持与其他主要股票市场间的竞争力”，没有直接回应增减税率。显而易见，只从收入和市场竞争力的角度去考虑股票印花税，充分反映局长的思维过于局限和“精英”。
首先，香港的市场竞争力主要是由其特殊的政治地位所造成的，而非税制。“因为人民币和中国金融市场未完全开放，外国资本依然需要一个中介去进入中国市场。”邹崇铭说。放眼未来，中美关系恶化，国际疫情久未平伏，大量内地新经济企业希望逆市融资，香港无疑是它们的首选—香港能吸纳国际资本，市场成熟，又有地缘优势，较A股或美股都略胜一筹。而投资者是跟着企业走的，美股市场的疫下蓬勃也是因为科技股含量极高。可预见的是，未来的恒指成份股将会纳入大量内地科技独角兽，市场竞争力根本不成问题。新民党立法会议员兼行政会议成员叶刘淑仪早前就建议上调股票交易印花税至0.5%（目前为买卖双方各付0.1%）：“我们不认为上调印花税，会影响交投量或影响企业来港上市，因香港的上市条件非常好，而且投资者最重要有钱赚，估计他们不会介意印花税增加多少。”
其次，税务更是政府适当干预市场，以推动社会财富公平分配的手段和工具。从干预市场的角度，政府可以增加税务或减轻税务，来淘汰传统行业或发展新兴行业。邹崇铭就指出，针对企业设计税制可以考虑增加一些实体经济的指标，以鼓励企业带动实体经济：“可不可以加上就业，或者是否带动产业升级等社会经济的指标？好简单，如果你证明你提供了多少就业机会，税率就可以少些。”
从财富再分配的角度，税务带来的财政收入可通过提高福利、创建有效安全网等方式还富于民。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荣休教授周永新就发表网志，批评香港的社会安全网只能“帮助那些不能自助的市民”：“在医疗服务上，政府的重点是医治患病的市民，并不是保障每一位市民的健康；在房屋上，政府是帮助那些无法在私人市场上满足自己住屋需要的市民，并不是确保每一位市民有合理的住屋条件；在退休保障上，政府是提供生活津贴给经济有需要的长者，并不是为每一位退休人士设立健全的退休保障制度；在职业保障上，政府可以为在职家庭提供补贴，但雇员骤然失去工作，政府却不愿提供援助，只待他们证实经济有需要时，呼吁他们申请综援。”
以现时买卖双方都需缴纳成交价值0.1%的股票印花税为例，2019/20年度的股票交易印花税收入约332.31亿元，假设只将税率翻倍至0.2%，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可增加多逾300亿元收入。更不用说2020年的平均每日交易额较去年上升超过48%，数目只会多、不会少。再假设将这笔钱用于解决现时的医疗资源问题—本港的公营医疗系统实惠但效率极低，私家诊所效率高但昂贵，基层市民根本“病不起”。公立医院受限于人才和资源投入，医生压力“爆煲”频频出走。公营医疗服务营运效率虽高，但依然供不应求，部份长期病患轮候时间长达两年。政府在2019/20年《财政预算案》中预留150亿元供应医疗拨款稳定基金和装置更新，拨款共11亿元推行药物和人才发展，拨款12亿元推动基因组医学发展，总共不足200亿元。假若将300亿元用以留住医学人才、购置装置，为公营医院减压，就能令市民少些为病痛“担惊受怕”。
当然，调高股票印花税只是其中一个手段，通过设定股息税和股票资产增值税以拓宽税基亦未尝不可。现时的《税务条例》中，法团股息不在课税范围内，加之香港与多国签订了双重课税宽免协议，大量外国投资者获宽免股息。据《香港统计年刊》，2019年在港交所上市的公司总市值约380,580亿港元，主机板所有股份的平均股息收益率为2.7%，亦即总股息约10,275.66亿港元。依照标准税率15%计算的话，如在2019年开征股息税，可为库房带来约1,541.35亿元的收入。而且，由于港府一直未肯认真调查普通市民频繁买卖股票是否属于从事该行业，导致本地非公司或证券持牌人时至今日仍旧不太可能会被判定为从事股票交易行业而要承担应有税负，绝大多数以个人名义进行股票买卖者还是可透过投资证券市场来赚取毋须课税的利润。再加之实体经济的疲软，市民或会过度依赖股市投机而懒理就业。这类人士毋须为社会提供劳动价值，又不课税提供财政收入，却依然享受着政府提供的社会福利，这在权利和义务的角度来看太不合理，增加股票资产增值税或能化解此类矛盾。
上文刊载于第252期《香港01》周报（2021年2月8日）《中概股弃美回流 香港可成为中国的纽约》。如欲阅读全文请按此试阅周报电子刊， 浏览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