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民总辞后的思考 建制派有何未来？
建制派向来给予某些人的印象，就是他们是政府的应声虫，欠缺主见，没有独立思考。过去一年以来，香港被骂得最多的，除了是政府，便是建制派。他们被指离地而无能，没事就惹事，有事只怕事，导致中央对港政策出现偏差。虽然这种讲法未免以偏概全，但无可否认的是，建制派亟待改革。
从选举层面来说，区议会选举变天，相信毋庸多说。泛民主派夺得接近九成议席，于绝大多数地区占议席大多数，拓阔了多年与建制的六四比例。本来在林郑上任初中期出现的蜜月期，在去年的腥风血雨中白白断送。多年来懂得操作选举及地区动员能力颇强的建制派，失去了政府及政制整体的保送，唯有倚靠既有的桩脚及经验老到的“廉颇”（战国时代赵国的老将）去抗衡网络攻势强劲的本土化泛民，结果“稳输”十八区当中的十七区。
在新冠肺炎疫情及政治风暴的双重夹击下，民间对政府怨声载道，在身份构建、政制认同、意识形态上跟建制愈走愈远。本来相信制度的理性反对者，不是被激进的民粹异议者打沉，就是被制度所淘汰；原先保有憧憬的温和建制及泛民，在敌我分明的氛围下，纷纷表态归边。建制本来有不少个别人士有能力及义务争取游离选票的支持，但在全球局势及陆港矛盾白热化的大格局下，只能沦为牺牲品。押后选举固然能够确保政府未来一年施政大致无碍，但对化解民怨、平息异议、促进社会和谐及和解于事无补。
丑妇终须见家翁—建制派若能解决现有问题，化危为机，或许尚能让香港重新上路。若继续掩耳盗铃，则只能继续挨打，继续被人拿来“出气”，成为不信任体制的市民及正在忙于筹备内地大湾区整体规划的中央之间的淘汰物。
掩耳盗铃终将被淘汰
第一，讲选举。香港骨子里沿用的，仍是一个类代议民主式的选举体制。从地区直选角度来说，此机制其实在实际操作上“非常民主”：选举舞弊至今大致是绝无仅有，有意投票的选民能畅顺无碍地投票，最近引起的境外投票讨论，则因民意反弹及建制派内部的议论而被搁置。“蛇斋饼粽”固然是部份直选议员的拿手菜式，但一来建制、泛民两边皆有人实行这种“分肥政治”；二来，此种政治并无损民主的根本；三来，放诸四海皆有类似的情况，不足为怪。
但正因如此，建制派向来对选票的认知，往往局限于固定人口特征所定夺的“铁票”、地区工作及资源分配所赚取的“扫楼票”，以及一部份人在单一议题上（例如同性婚姻、少数族裔权益、最低工时）持有强烈意见的“单议票”。问题是，建制派的传统票源，随着年轻选民的政治活跃化，伴以社交媒体或价值观等因素所驱使的“泛黄化”、建制近年在专业及中产人士中流失的支持度，以及其过度侧重部份既得利益者（包括地产商）等表现，皆呈现僵化及萎缩现象。反之，所谓的“反对派”，一来较能驾驭及应对民众情绪，营造系统化论述及包装去维持自己的政治生涯；二来，对电子及社交媒体运用自如，能缔造一种强烈的身份认同感；三来，在论述上一直较能感染中间摇摆选民，以致较有号召力。这些因素皆令建制派早在去年之前，已呈现选举层面的危机。建制派于数次补选里的佳绩，固然令其受鼓舞，但一时三刻冷却的投票意欲，并不代表那些沉默的选民在意识形态上向建制靠拢，而去年反修例风波成为导火线，正好引爆了十面埋伏的民情炸药。若明年的选举顺利进行，相信建制派必须狠下功夫，赢回骨子里建制、但又讨厌建制的选民，才能维持基本的六四分账，至于“五五分账”就更不必多想。
第二，讲论述。主流泛民到底败在哪里？败的，正是其“又要威，又要戴头盔”的墙头草作风。进一步去看，他们的问题其实出在其论述的非连贯性—一边厢妄想维护“法治”，却又不时触碰底线；另一边厢想搞“揽炒”，又要每月领取逾十万元薪金。机关算尽太聪明，他们究竟想做什么？无人想知，但人人都知。至于泛民当中较为激进的议员，极其量是“遗传了”本土派鼻祖及领军人物的浪漫化想像，去推崇一些明显不可行且不可为的“论述”，却能成功赢取大多数年轻人的欢心。为什么？因为他们的论述当中充满着“正面”形容词—讲愿景、讲未来、讲“我们的香港”。
那建制派呢？不要说建制派要统一阵线，因为一来相爱很难，二来山头主义泛滥，根本有不少党派连内部矛盾也未能梳理，所以大难临头各自飞。
泛民总辞对于建制派来说，是一个契机。若建制派要改革，到底有什么可以做？他们到底有何出路？有关详情请阅读《香港01》周报电子刊全文。
石中坚
一群对香港未来抱有希望的90后
相信香港必须自身从根本上改善管治
才能在环球政治中及中国崛起下维持其独一无二的地位，让“一国两制”重回正轨
上文节录自第241期《香港01》周报（2020年11月23日）《泛民总辞后的思考 建制派有何未来？》。如欲阅读全文请按此试阅周报电子刊，浏览更多深度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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