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反修例运动失败原因 以建设性思维捍卫“一国两制”
过去一年香港腥风血雨。本来在林郑月娥上台后维持了一段时间的蜜月期，十多个月间却变成如今这个田地：社会撕裂不在话下，中央也在香港“重拳出击”，以《港区国安法》破解中美“冷战”下的第一场前哨战。
我们多次撰文指出，政府、建制派以至个别代表中央的人士令香港困局愈陷愈深。同时，引发这一年来一连串事件的深层次矛盾远不止於单纯的房屋或经济不平等，更包括不少港人对政制、官僚主义、陆港关系的不明朗因素等根本性诉求。事实上，反修例运动正好反映了港人对北京以至陆港关系的“深层次误解”，使参与在运动里面的人士一次又一次错失力挽狂澜的机会，最终走上一条不归路。
撰文︰石中坚
当然，历史没有如果，而很多人都会事后孔明。归咎问责并非我们现在可以或需要做的事。因此，以下数点，既作为我们对是次运动的反思，也警惕港人要反思：应如何务实地跟中央沟通、以建设性思维捍卫“一国两制”的核心价值？
一、不懂切割议题，运动上纲上线
反修例运动参与者不懂得切割议题，将所有问题捆绑在一起，最终导致“五大皆空”。综观示威者在运动初、中期提出的“五大诉求”，其实有多少会对陆港关系或国家治港构成重大影响？
首先是撤回修订条例草案，这其实不会有重大影响，因为草案早已搁置以至于“寿终正寝”。建制派内部对再次推动修订也毫无兴趣，因为他们亟需因应去年11月的区议会选举展开检讨。事实上，反修例运动早在去年6月初的和平游行及低武力冲突后已“成功”争取特区政府的回应。
至于设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理论上也不会有太大影响。调查警察的个别滥捕、违规，以至官员的失职及过错，本来并不会牵涉到国家对安全要求的底线。可一来为了发泄，二来为了印证自己的道德论述，反修例运动执意追求其余“三大诉求”，当中包括肯定触动不少建制支持者及中产市民底线的“无条件特赦”，以及初心无碍但时机未成熟的“重启政改”（更演化成要求全体官员下台的“问责诉求”）。要中央在这些层面上让步，不只需要时间，更须解释为什么北京要接纳这样的建议。
可运动参与者明显没有解释。从去年8、9月始针对在港工作的内地人，到11月选举后执意要求“35+”及“揽炒”，再到11、12月到全球各地巡回游说，今年初再跳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一艘“破船”，这场没有大台的运动被光环围绕的所谓“KOL”夺取实际话语权，让他们将运动上纲上线，推出一系列反共反中论述。运动内较为温和、反对港独、反对这些“国际线”人士的所作所为者，则被这表面上没有领袖的运动迅速“割席”。讽刺的是，港独在八年前根本不成气候，如今却逐渐成为所谓“民主运动”冒起的主流思潮之一。
以为这些言论会对陆港关系、香港价值观及“良好”现况、香港政制发展有良好影响者，不是太简单和天真，就是彻底误判中央七十多年来对国土完整及反殖民主义的执着。这些言论的支持者从来没有站在中央角度来看香港，也没有反思为何领导人或中共高层动不动便把任何香港民主化诉求与颠覆国家的力量挂钩。讽刺的是，不少支持普选、热爱民主的港人其实对推翻国家（政权）毫无兴趣 ，但他们却成为了运动最为激进者的“送头”牺牲品。
二、不懂及时收手，扼杀纾缓空间
我们曾写过不少文章，分析特区政府曾于何时有一定的主动权，可以扭转形势，充当港人与中央之间的沟通桥梁。同时，本地建制及问责班子在拿捏对关键国家议题站稳立场与反映及代表港人声音的事宜上，很明显是进退失据。他们在可以让步的位置上拖拖拉拉，在不能让步的议题上却连最基本的辩护论述也欠奉，最终导致中央必须出手采取行动，对香港实行管治—这是谁的错？明显不是中央的错。
但这又何尝不是反修例示威运动的一大败笔？从“7．21”游行到对中联办扔杂物鸡蛋碰触国家“逆鳞”，再到特首于9月宣布正式撤回修订《逃犯条例》草案，再到大家打得已经累了的区议会选举，示威运动面对建制眼中的“橄榄枝”及“羞耻”非但没有半点儿“收歛”，更变本加厉地乘胜追击。阶段性胜利也许不够煽情，但阶段性胜利是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一个下台阶。
要说服中央在部份议题上让步不是不行，但肯定要有起码显著的成效。站在中央角度来看，所谓的温和泛民必须在关键时刻“有所表态”，然而，当这些游离及温和声音在运动立场渐趋民粹化和固定化之时，只会默默地“骨子里反对、表面上不割席”。无论是泛民立法会议员或区议会议员、或是所谓的“黄营KOL”，对任何化解矛盾的提倡者皆是冷嘲热讽，自然令纾缓妥协的空间愈收愈窄，最后大家一拍两散。
读者可能会问，什么时候是收手的好时机？如果泛民议员在“6．16”之后愿意谴责暴力，要求政府为是次反修例风波问责，同时跟“没有大台”背景的倡议者及KOL团结一致，否决一切极端港独分离份子的言论；如果运动参与者愿意为对中联办大楼的破坏道歉，同时请求政府设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7．21”白衣人袭击手无寸铁市民；如果运动参与者在区议会选举后不是实行“政治行头、民生为次”的玉石俱焚路线；如果运动“发言人”不是一次又一次鼓吹年轻有为的学生为一个虚无缥缈而不可实现的“理念”埋葬自己的人生，也许香港的形势不会变成今天这样，也许我们仍能维持着一个较能正常管治及运作的政府，去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所带来的民生冲击。
然而，世上没有如果。运动中人一定会问：“你有什么证据可以担保你所讲的是对的？”世上也没有担保，在时代的巨轮下，只有基层的无奈、失去工作及饭碗的小市民的痛苦、家庭撕裂而家园被摧毁的所有港人的伤痛。
三、不了解国家，未考虑同胞观感
香港的任何政治改革必须在符合国家底线及利益的框架下进行，让内地同胞看到“两制”不会破坏“一国”的基本尊严及意识形态、让港人对国家有归属感的同时，并不代表必须只余下唯唯诺诺的投诚声音，这两点本来是促进“一国两制”长远稳定的关键因素。可反观过去一年的社会运动：挥动港英旗和美国旗、 针对内地人、支持国际社会里声名狼籍的特朗普，甚至拥立他的白人至上主义言论……
反修例运动不属于一个个体，而属于一个松散地捆绑在一起的行动共同体。因此，内地民间对反修例运动的定调永远是基于运动里最为“刺眼”的份子，也是针对着个别人士最为激进的行为而对整个运动作出研判。偏偏这些抢尽风头的人可能是为了发泄，也可能是处于一种根深柢固的仇中仇共价值观，不断做出一些明显僭越国内同胞心中底线的行为。站在国内民众角度来说，对殖民地政府盲目吹捧、对“海外势力”不断地献媚、对国人几近种族歧视式的白眼及欺凌，这些行为值得港人支持吗？
然而，正是这一小撮极端人士的言论盖过了不少支持改革、对现有制度有所批评的理性声音。争取“双普选”并不等于支持港独，争取设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也不是支持分裂国家。我们在其他地方也写过，香港的政制改革必须在“一国”的文化及政治想像下进行。香港没有可能独立于国家，而港人也不能扼杀或忘记自己的身份及历史。
正如港府并没有尝试认真了解或落实港人对其执政手法的期望，港人也不了解内地对香港的观感及取态。将内地同胞非人化，以极右民粹主义主导的论述攻击“内地新移民”、妖魔化内地的一切成就，做出这些行为的人可能会说这是因为他们对现况感到不满，但若真如此，运动中人又怎能责备内地部份城市的民众对港人的唾弃？
无论红蓝黄，相信绝大多数香港人都不想看见过去一年在此城发生的事。我们不能重蹈覆辙，必须在错误中学习—这些大家也说厌了。社会失衡、民粹当道、管治失误、国家与港人关系纠结，这些皆是我城亟需解决的问题。然而，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的是对国情及国人有足够掌握及了解的香港人。
2008年四川汶川发生大地震，国家有难的时候，港人八方支援，但过去这十二年走来，陆港关系却急速恶化。须知道，现在不是追究责任，而是解决问题的时候。风起了，是时候让我们寻找一个共同的未来：一个能够符合国家期望、同时满足港人渴求的新香港。
石中坚
一群对香港未来抱有希望的90后
相信香港必须自身从根本上改善管治
才能在环球政治中及中国崛起下
维持其独一无二的地位，让“一国两制”重回正轨
▼▼反修例风波回顾▼▼
上文节录自第234期《香港01》周报（2020年10月5日）《反思反修例运动失败原因 以建设性思维捍卫“一国两制”》。如欲阅读全文请按此试阅周报电子刊，浏览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