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选扯下民主遮羞布 还有什么值得香港趋之若鹜？
“是时候疗愈美国了⋯⋯让美国这个可怕的妖魔化时代，从现在、在这里结束吧！”美国大选结果渐趋明朗，民主党拜登在取得史上最多的7,500万张普选票及预料获逾300张选举人票的情况下，以总统当选人身份发表胜选演说，呼吁美国人团结一致。世界或可“松一口气”，但在自视属西方民主阵营的香港，不少共和党特朗普支持者陷入哀鸣，民主派甚至掀起“撑特VS撑登”的撕裂战。
香港除了“反中撑港”的幻想，更应看到这个令人趋之若鹜的民主政制如何乱象丛生。因为香港与美国本就有几分相似——同样高举“例外主义”，自命高人一等，渐渐不思进取，无法与时并进；同样迷失“资本主义”，放任市场扭曲，无视中产萎缩，漠视贫富悬殊；同样面对“民粹主义”，深陷“否决政治”，社会二元对立，裂痕无从愈合。可想而知即使拜登胜选，美国得以喘息，但如果无法彻底修正自由主义、破除金权结构、改革公平选举，恐怕难逃衰落命运。
当我们借着大选投射对自由的追求和民主的期盼，又怎能忽视大选暴露的种种深刻教训，而不加以反思香港自身的困境？否则，我们也只能走向妖魔化的时代里去。
盲撑特朗普有违价值追求
美国大选点票以来峰回路转，向来推崇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普世价值的香港，隔岸观火得格外肉紧，但无论现任总统特朗普有多藐视民主、无视自由、侵犯人权、破坏法治，香港竟像台湾一样，有四成人“支持”他连任，完全有别于其他地区。两地之所以反世界而行，主要深信“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所以尽管不认识美国问题，也不懂得民主党与共和党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之别，更不了解两大候选人有何政纲，但只要有人“反中反共”，就能为“受中共压迫的”港台泄愤。
不过，一众在反修例风波中对抗争派忍气吞声的“和理非”，眼见“黄丝”秉持“双重标准”，终于按捺不住奋笔疾书，炮轰一厢情愿的幻想背后，充斥民粹、无知和自私。
例如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者叶健民直斥特朗普种种不是，有违港人价值追求：“假如我们支持以谎言偏见仇恨无知去治国的贱男摧毁地球上最重要的民主体制、让他继续左右世界未来残害苍生，香港的抗争还值得世人支持吗？假如我们不理美国朋友的福祉死活，还有颜面去要求人家关心自己吗？我们只顾自扫门前霜雪，世界各地人民却必须爱惜香港，这又是什么道理？”
本身是香港海外研究生民主联盟成员的自由撰稿人莫哲𬀩亦慨叹，在反修例期间，不时有人高举马丁路德金的名句“Injustice anywhere is a threat to justice everywhere”（任何地方的不公不义都威胁着所有地方的公平正义），从而呼吁国际关心香港，但他近月发现，不少香港人相信的，只是“Injustice in Hong Kong only is a threat to justice everywhere”（只有香港的不公不义，才会威胁世界的公平正义），所以“我们所受的痛苦就是真痛苦，全球都要关注我们”，而我们可以不理别人痛苦。
缘何选来选去都是老头子？
这番罕见的阵营撕裂，自上周三（11月4日）大选投票结束以来，随着双方选情咬紧，尔后由于关键州份从红翻蓝，特朗普因而指控拜登选举舞弊，连带香港“特粉”群情汹涌，甚至大肆批斗一些澄清“黑箱点票”流言的KOL和媒体“跪低”、“变节”；直到两者差距愈见明朗，多间外媒纷纷推算拜登胜选，香港“特粉”更是如丧考妣，在悲伤中不能自拔。
即使特朗普打算与拜登就选举结果对簿公堂，力图透过法律解决政治问题，相信拜登仍然可以合法当选，但无论最后如何告终，这场“老人之战”都未能尽如人意——假如74岁的特朗普连任，即“狂人政治”再现，可见美国那套令人趋之若鹜的民主选举制度继续催化民粹走向极端；假如将届78岁的拜登胜选，则是“庸碌长者”当政，反映所谓民主选举其实根本别无他选，而且造成摇摆政治，相信无法延续施政理念，遑论要作长远规划，根本不利社会发展。
至于“入戏太深”的香港人，除了“反中撑港”的幻想之外，其实有太多问题值得深思——为何美国如此民主，但选民的选择如此有限，选来选去仍是两个老头子？为何美国如此先进，但选举的机制如此落后，不但几经筛选、并非普选、有违“每票平等”原则，而且点票效率极低、选票可能突然作废？更重要的是，即使经过民主授权“登上特下”，美国本身所面对的意识形态教条、金权结构固化、种族贫富差异、社会保障薄弱、中产阶级衰落、陷入民粹主义、技术升级困难、经济停滞不前等等问题，就能迎刃而解吗？
世界在变但美国不变
我们先来看看美国本身有什么社会问题，而这些问题对香港而言，是否似曾相识？
早在2016年3月，当美国总统初选进行得如火如荼，而候选人之间的激烈竞争甚至引发支持者互相厮打，时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便撰写《特朗普主义和美国民主的困境》一文，剖析政治暴力的表因在于特朗普的火爆言论，内因源于美国的分裂政治，而分裂在于美国中产阶级的愤怒，因为他们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四年过去，郑永年的分析仍然极具参考价值，因为美国不但没有挽救中产危机，甚至陷入空前分裂。
作为资本主义的领头羊，美国经济和香港一样，向来呈现“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富豪结构，例如《福布斯》2015年底公布的研究表明，富豪榜前400名上榜人物所拥有的财富，高于整个美国中下阶层所拥有财富的总和，而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的研究更指出，收入差异并非社会分化的全部，因为美国白人与黑人和拉丁美裔之间的差距更大，前者是后两者的22倍和15倍。
郑永年认为，种族和贫富差异向来植根美国社会，只是以往都被解决得较好或者被压抑下来，但当经济基础发生变化，而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法律配套）未能随机应变时，差异情绪会被激化，暴力自然无可避免。他解释，全球化浪潮为美国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也导致产业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转移，当旧有的产业被转移出去而新兴的产业还未及时形成，制造业的衰退难免影响美国的就业结构，即使转向金融和讯息产业，但基于技术的进步，传统的中产职位被大量缩减，令中产相当尴尬，原有工作要么被掌握庞大资本的商家“剥夺”，要么被掌握低端技术的底层“剥夺”，难以维持原来的生活。
中产衰落造成否决政治
那么，中产的衰落缘何造成政治的分裂？郑永年说，以往美国拥有庞大的中产阶级队伍，得以约束民主及共和两党，不可走得太左或太右，促使他们达成共识政治；但如今，中产阶级群体已经从70%缩减至50%，明显失去制衡两党政治走向极端的力量，令共识政治不再。
正如美国知名政治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2014年在美国学术杂志《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所撰《衰败的美利坚—政治制度失灵的根源》提及，所谓的“美国民主”，其实已经从“民主制度”转向“互相否决制度”，因为两党在国会内部毫无共识、互相否决，早已令民主变质，不让任何人做事。
这或多或少让人联想起香港。曾几何时，最能代表香港整体社会利益的民主党，正正是以中产阶级为基础的政党，代表人物多从草根向上攀爬成为社会精英，普遍受西方价值影响，向往自由生活，讲求务实政治。然而，随着香港经济环境变迁，中产优越地位受到侵蚀，民主党备受左派爱国主义和右派激进主义的夹击，渐渐迷失自己，成了激进的一群。
“邪恶铁三角”蚕食美国
四年过去，美国不但没有走出中产衰落的困境，基层生活也愈见艰辛。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经济政策实践教授Jason Furman于2018年发表的一篇论文显示：“从1948到1973年，美国实际家庭收入中位数每年增长3%。按照这一速度⋯⋯一个儿童比自己的父母拥有更好收入的可能性是96%。但自1973年以来，美国家庭实际收入中位数每年仅增长0.4%⋯⋯结果是，28%子女的收入低于自己的父母。”
《金融时报》去年把美国的生产率增长放缓、社会不平等加剧、一次次巨大金融震荡等三大问题形容为“邪恶铁三角”，并把美国经济辜负人们希望的根源归结于“食利资本主义/寻租资本主义”——市场和政治权力允许享有特权的个人和企业，从所有其他人身上榨取大量租金，导致不平等加剧。这与美国为人诟病的“金权政治”息息相关。
完全开放的金融业，扮演着“寻租资本主义”的关键角色，而且像恶性肿瘤一样扩散，虽然为信贷活动提供资金，但并不利于总体生产，因为优质的人力会把房地产抵押，用于那些不事生产的地方，以赚取最大利益，却加深日益严重的不平等。纽约大学金融学教授Thomas Philippon等学者曾经估算，透过“寻租”，金融专业人士与私营机构其他领域从业者之间的薪资差距达到30%至50%。
因为“寻租”，金融公司管理层的薪酬增幅同样惊人，英国行政总裁的平均薪资与普通员工的平均薪资比例从1998年的48：1增加至2016年的129：1，而美国则从1980年的42：1大幅飙升至2017年的347：1。因为管理层薪酬与公司股价挂钩，直接鼓励管理层通过操纵收益或借钱回购股票以提高股价，但实际结果并没有为公司增加价值，而是为管理层增加财富。更令人担心的是，急遽增长的金融活动不但没有提高、反而降低了生产率的增速，直到信贷过度增长，就会导致金融危机。另外，避税问题同样显著。
白人至上牺牲公平正义
按理说，由于贫富悬殊极其严重，若要挽救中产衰落，最好就是透过“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增加民众收入、减轻生活负担；可惜，由于美国迷信美式资本主义和放任经济教条，向来把“财富再分配”视为等同“社会主义”的“洪水猛兽”，并没有着手改革。
再者，政客大都习惯把美国自身问题归咎于中国输入产品或低工资移民，即把本地的不平等加剧和生产率增长放缓扭曲成外国造成的问题。例如特朗普便认为，美国就业岗位的流失，源于双边贸易的失衡，但很多经济学家已经反驳指，“聚焦贸易和移民造成的损害可以获得政治上的回报，但这条思路是错误的，能产生更丰硕成果的一条思路是检视当代寻租资本主义本身。”
为何美国迷信美式资本主义和放任经济教条？顽症在于根深柢固的“美国例外主义”——指例外、独特、出类拔萃，“相信美国所有的历史道路，跟支配着其他国家的常规和法则不同。美国不仅是更大更强的国家，更是一个异例，它是自由的传承者，道德上比欧洲（以至全世界）优越”，必须在世界扮演领导角色。问题是，这样一股歌颂美国的力量，实质是一种危险的意识形态，令很多人沉醉在其价值观的优越感当中，既无法看清自身问题，也无法看清世界大局，就算隐约感觉国家出了问题，不是抱着马上否认的反射心态，就是受制于信仰教条，不敢打破框框大胆改革。
所以，中产的衰落无法挽救，美国甚至走上极端保护主义、否定多边主义的死胡同。至于变本加厉的种族矛盾，也同样源于认为自己高人一等的美国白人，长期不愿接受美国早就不再是个由白人占大多数的国家的事实，继而抗拒改革对非裔和拉丁裔的不公待遇和制度。
香港与美国惊人相似
乍听之下，美国和香港真有几分相似——同样高举“例外主义”，自视高人一等，渐渐不思进取，无法与时俱进；同样迷失“资本主义”，放任市场扭曲，无视中产萎缩，漠视贫富悬殊；同样面对“民粹主义”，深陷“否决政治”，社会二元对立，裂痕无从愈合。
正如《香港01》早已不厌其烦地指出，香港的深层矛盾和结构问题，根本源自殖民时期的“官商共治”格局，导致资源分配长期倾向既得利益，逐渐形成腐败扭曲的资本主义；直到回归之后，被“AO党”（政务官员）主导的特区政府，仍然囿于自由放任的经济教条，迟迟未敢重整根深柢固的利益格局，令经济结构固化、产业发展单一、欠缺新增动力、向上流动停滞、贫富悬殊严重，使得普罗大众营营役役、焦虑不安。
偏偏，特区政府却坚持死守放任无度的自由经济——错误认识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未能摒弃意识形态的二元对立，无法秉持客观批评放任无为的施政举措；错误定义政府的经济角色和作用，既未能大举制订推动经济转型的产业政策，也未能秉承分配正义，与普罗大众共享发展成果；错误理解香港与区域和全球发展的角色和关系，不但未能学会如何与周边经济保持良好竞合关系，反而继续闭门造车。
因此，即使经过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和2008年金融海啸，就算香港经济明显恶化、资产泡沫日渐突显、港人生活品质急速下降、资源冲突愈发紧张、市民怨气不断累积，甚至借由政治问题持续爆发，但一众精英仍然未能预见香港已经徘徊于淘汰边缘，反而继续倾斜既得利益、继续迷信滴漏效应、继续巩固原教旨式的资本主义。
民主美国选举不公
不少人将香港自身的问题，归咎成中央政府迟迟未能推进民主政制。但反观美国，就算经过二百多年民主选举的洗礼，那些问题可曾迎刃而解？
公道点说，美国不是没有精英提倡改革资本主义。尤其是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不少满怀激情的年轻人都在反思金融资本霸权和市场垄断所带来的种种弊端，甚至希望公共政策能够注入更多公平正义、关怀弱势、限制财富过度累积的元素。两度打算代表民主党出战总统大选、自称“民主社会主义者”的参议员桑德斯，便是改革力量的代表人物，主张全面免除学债、扩大社会保障、完善医疗保险、征收大企重税。不过，尽管桑德斯备受年轻人欢迎，但传统精英却未能摆脱“路径依赖”，难以正视资本主义的缺陷。
所以，桑德斯未有获得民主党提名，美国人也未有获得改革社会的选择。如果说“有得拣，先至系老板”，那么，美国人可能比香港人更“无得拣”。
很少人愿意承认，自诩最古老、最优秀的美国民主选举制度其实几经筛选，而且毫不公平——先要经过初选、党代表大会，以及全民投票等程序，再由538名选举人组成的选举团根据全民普选结果进行投票，取得270张、即一半选举人票的候选人才能当选总统；其中“538”代表100个参议院议席、435个众议院议席，加上首都华盛顿特区特享的三张选举人票的总和，而选举人可以“叛变”，即不按照普选结果投票。
为什么说美国选举不公？因为选举人票的产生，由各州和华盛顿特区以“一人一票”的方式投选和“胜者全取”的原则取得，但50个州获分配的选举人票数量并不均等，取决于该州在参众两院所获得议席的总和——参议院按平均原则划分，每州获得两个议席，众议院则以人口比例分配，但为确保少数权益，人口再少的州份至少也会获分一席。
鲜有政客推动政改
因此，有4000万人居住的加州（California）合共拥有55张选举人票，而只有100万人的特拉华州（Delaware）州也有三张选举人票，但前者平均72.3万人才有一张票，后者则是33万人，明显不公。而且，“胜者全取”的原则也导致第三方候选人难以打破两党主导的局面，因为势单力弱的他们根本难以在任何一个州份取得最多票数，即无法取得任何一个州份的选举人票。更重要的是，获得最多普选票数的候选人，未必能够取得最多的选举人票，也就是说，总统未必得到大多数选民的支持，违反了“多数决原则”。
为何民主的美国，会制定一套并不民主的选举？无可否认，它本是美国避免分裂的基础，用以团结立国之初的邦联。1787年举行制宪会议期间，不少与会者反对“全民普选”，认为民众难以清楚认识候选人，亦担心善于煽动民众情绪的政客得以掌握过大权力，甚至造成暴民政治，所以决定采取“选举人团”制度，由各州议会自行制定各州选举人的产生方式，借此间接反映各州民意、平衡各州权力，避免直选带来的潜在祸害。
然而，200多年过去，美国公民社会发展早已相当成熟，但人们却未能享有更加公平的选举待遇，因为鲜有政客敢于提倡甚至推动政制改革。一个赤裸裸的现实是，尽管它限制了选民选择，却强化了两党政治，令所有得以进入制度的从政者，必须继续巩固这套规矩。例如2016年大选时受惠于这套不公制度的特朗普，曾于2012年狠批“选举人票制度是民主制度的灾难”，但他自上任后却不敢修正所谓“民主灾难”。
但美国社会早就受不了这套选举机制。《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发出了疾呼——Farhad Manjoo在《我们不能再这样投票了》中，呼吁选民反思美国选举制度有多低效、不公、落后，导致总统大选可谓丑陋不堪、荒谬曲折到可能毁灭世界，尽管混乱、官僚、公然威胁恐吓等等本来就是当地选举的特色。Jesse Wegman也在《选举人团制度将毁掉美国》当中提及，“当今的选举人团制度运作情况尤为鲜明地提醒人们，我们的民主是不公平、不平等和不具有代表性的。世界上没有其他先进的民主国家使用这样的东西。”
藉美国反思香港民主
今时今日，这套选举机制明显已经落后世界发展形势，无法适应廿一世纪重大的政治、经济、人口变迁所带来的挑战。最大的问题是，无法在全球化时代当中好好平衡市场经济、种族文化多样性，以及民主政体等三种关系。
美国民主制度的失衡，正是表现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上的失衡。郑永年曾经举例指，大众民主的最直接表达是“一人一票”，而“一人一票”的最直接目的是“一人得一份（福利）”，但从“一人一票”到“一人一份”的转换需要条件，即在得到一份之前，需要先贡献一份，如果一人不能贡献一份，民主体制就不可持续—“一人一票”的民主之所以能够保证“一人一份”，源于政治人物必须这样做，否则就得不到选票，但是，“一人一票”却无法保证一人贡献一份。
在美国的精英民主时代，由于政治人物需要资本的推荐和支持，所以必须考虑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平衡，但在大众民主时代，政治人物的重要考量变成了选票，这使得他们急遽向选民倾斜，导致对资本不利，当资本发现形势不对，就会选择出走；全球化为资本创造了流动的机会，但政治和社会根本无法流动，这就形成了三者的失衡，摇来晃去。
可想而知，即使拜登胜选，美国可能获得喘息空间，但如果无法彻底修正资本主义、破除金权结构、改革公平选举，恐怕仍然难逃衰落的命运。当我们借着大选投射对自由的追求和民主的期盼时，又怎能忽视以上种种深刻教训，而不反思香港自身的困境？须知道，如果我们无法自我“疗愈”，那么我们终将也会走向“妖魔化”的时代当中去。
上文节录自第239期《香港01》周报（2020年11月9日）《美国大选扯下民主遮羞布 还有什么值得香港趋之若鹜？》。如欲阅读全文请按此试阅周报电子刊，浏览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