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华伶与陈祖为对谈．一｜“三权分立”争议 为何鸡同鸭讲？
由删改通识教科书内容引发的“三权分立”之争暂告一段落。反思双方观点，难免存在“鸡同鸭讲”的困局，一方认为三权分立的体现在于行政、立法、司法的相互制衡；而另一方指出香港并不拥有“主权”，其权力源于“中央授权”而非“与中央分权”，所以没有三权分立，但存在“行政主导”之下的权力分置。细究之下，双方交战激烈，却未对什么是“三权分立”达成有效共识。为何出现如此局面？话语鸿沟怎样形成？又如何影响着“一国两制”的落实？《香港01》邀请两位权威学者—通晓民法体系（内地采用）和普通法体系（香港采用）的香港大学法律学院院长傅华伶，以及熟悉中西政治哲学的港大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教授陈祖为，就此进行对谈。
傅华伶认为，“鸡同鸭讲”并非双方互不了解，而是大家装作不知道，因为香港还未从反修例风波中恢复过来、还未意识到社会亟待重新出发，所以大家还没有诚意要沟通。至于话语鸿沟的出现和演变，则要结合双方的历史脉络和发展路径去分析，因为随着内地经济崛起而香港原地固守，中央不断思考如何调整对港政策，以帮助香港适应未来发展。在《基本法》讨论之初，本采取区隔两地之姿，到如今包括高铁、大湾区等规划落地，中央则希望未来将香港纳入中国全局发展。然而，香港政治化日益严重，有人甚至大肆渲染港独思潮，中央只好不断强调“一国”先于“两制”的重要性，并重申由《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香港宪制基础和宪制新秩序。尽管相关措施引发香港的不适应，但傅华伶仍乐观地指出，这或许成为香港未来发展的新方向—保持独特优势，并向大湾区乃至泛广东地区辐射自身影响。
陈祖为则持不同观点，他点明话语鸿沟的成因在于两地截然不同的政治文化传统。以对权力的理解为例，中央强调实际控制的权力，香港则强调法律赋予的权力需要制度规范；不同的理解造成沟通隔阂，当中央在与香港的博弈中逐渐处于上风时，自然会以自身的理解“导正”对方的不当行为。陈祖为指出，正是出于对权力理解的不同，导致香港出现“四不像”的政治体制。由于中央希望能加强对港管控，要求特首不从属于任何政党，亦不通过普选产生，这在事实上造成特首的施政阻力，而权威性亦遭到质疑，难以获取社会支持。因此，需要通过强调“行政主导”巩固特首地位。
如何解决问题？傅华伶和陈祖为讨论后得出结论：修改《基本法》或成为香港的出路。以下为对谈实录。
（傅：傅华伶 陈：陈祖为 01：《香港01》）
鸡同鸭讲—大家装作不知道？
01：现时香港社会有关三权分立的讨论往往是“鸡同鸭讲”，当定义上没共识，很难深入讨论。例如一方从权力来源和主权的角度出发，强调没有分立；另一方称若从地方政府的分权架构看，三权是分立的。这种错位是如何形成的？是源于香港和内地的话语差异吗？
陈：作为香港出生的学者，一直以来，我对内地学者或官方所用的话语并不熟悉。1997年我开始慢慢观察，在和内地学者和官员沟通时发现，在政治、文化传统等方面确实存在很多分别，导致我不理解他们的话语，他们也不会抽丝剥茧地向你解释。双方的沟通在这里存在隔阂。如果中央对香港的某些行为不满，会用自己的观点解释对方违反某些原则。三权分立还是行政主导的争议存在十多年，往往都是因为某些政治认知的改变而引发争论。其实从2003年开始，大量与此相关的论述均来自中央，我反而感到作为一个香港市民，是在被动地了解北京的看法。当北京提出一个在概念和原则上具争议性的看法，香港便要思考相关看法有没有道理，社会上因此存在很多不解。
因此，在相关讨论上，香港较被动，而中央要导正，就会较具进攻性。这次有关三权分立的讨论是因为教科书删改内容，可理解为政府接受了内地的观点，全面地在教育体制里落实内地对三权分立的看法。香港自然会产生很大反响与争议。我想当下应该坐下来，有条理地提出双方的论述，看看双方的分歧在哪里。
01：陈祖为说中央需要导正在他们看来香港做得不对的事，但香港人未必这样理解。香港人会想：为什么过去都是这样做，现在却不对了呢？对与不对应该由谁判断？
傅：从历史角度看，现在的政治生态与1997年完全不同。我1993年来香港，那时香港较具进攻性，中央较为被动，现在则相反。二十多年来，双方的地位像打球一样慢慢变化，如今局势已很明确。例如2003年《基本法》第23条立法，中央非常被动，一步步后退，与推行《港区国安法》的方式完全不同。另外，中国的政治制度、政治文化也在变化。从回归到现在，中央领导人已换了三代，香港还是同一批人在阐述与过去相同的观点，政治思维基本没变，二十多年来香港进退维谷。
回到三权分立，我相信不是大家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是在装不知道。我不信中央不知道有两种不同的三权分立关系，一种是“央地关系”，一种是地方政府的分权架构。我们都知我们在说不同的东西，但我们假装不知道。讨论因此愈发个人化、具攻击性。若在同一平台用同样的语言，讲清是谈央地关系还是谈司法与行政的划分，这样大家会有共识去讨论。谈话的出发点是厘清我们到底在谈什么。中学生该不该学习三权分立和香港有没有三权分立、司法实践中有没有这个制度，本身就不是一回事。我们没说清楚面对什么问题、要解决什么问题，反而将所有问题混杂，以致对话无法展开。我认为我们还没有对话的诚意。
01：为什么还没有诚意？
傅：还没到时候。去年至今社会还处于一种类似紧急状况的局面。从中央的角度出发，《港区国安法》推行几个月，香港社会还没有消化法律的社会效果。还需很长一段时间，让大家意识到社会要往前走，才能走到这一步。
01：当我们遇到不同观点时，很多人会下意识预设对方带有负面动机，一方批评对方在削弱司法独立，另一方批评对方在强化司法独大等等。陈教授是否认同大家装作不知道在说什么，以及当我们回应其他人的说法时，会预设一种不好的动机，而不是坦诚地沟通？
陈：我个人及身边的政治学者从来不会混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以及香港三权的关系。有建制人士说三权分立就是三权鼎立、三权独立，部份民主派人士也曾这么理解，但我没看到有学者会这样望文生义地去解释。如果我没有混淆，为什么需要澄清呢？我曾撰文讲解权力的制衡，清楚指出三权其实是权力的分制，甚至可以是五权分制。我也明确指出香港不是独立国家。一般三权分立是独立国家的权力关系，而独立国家也可讲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为什么煞有介事地说我们存在这样的混淆需要去导正呢？我不会去看阴谋论背后有什么动机，而是须理解现状。中央一直以来给我们的印象是，只有在一些有必要的大问题上才会出声。这次之所以强硬，我想是因为中央认为须解决香港回归不顺的问题。回归不顺有很多原因，其中之一是香港对“一国两制”及制度设计的理解出错，中央需要逐步导正，于是从教育系统开始改变，令人逐步接受内地的观点，以实现人心回归。这不是阴谋论，而是作为主权国家要走的一条路线。既然如此，其实不应该高高在上指出这是真理，粗暴地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去解决几十年的争议。
傅：我觉得中央此举的考虑存在两种可能：一是第二次回归，即再过二十七年或五十年，香港和内地相同；另一是矫正去年发生的事情，而非要走得更远。说到底就是要解决港独问题。抛开这个问题，其他都可回到以前的生活方式。因此，我不认为香港没有未来。
陈：我所谓的二次回归不是变成内地的制度，而是回到中央认为对的“一国两制”政策。
01：中央认为香港出了问题需要导正，那么，香港人可能会认为这种导正是否应该尊重香港人的想法？如果只用中央对“一国两制”的理解，一方面，在执行过程中会出现问题；另一方面，什么是对的“一国两制”仍须探讨。
陈：香港在法理上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它的权力来自《基本法》，来自人大，来自中国《宪法》，来自一个实际存在的政治体制，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但过去很多年，因为中央强调自己是法律上的主权国，那么在权力范围下，做什么都可以。
政治学者不会这么看。第一，我们会问：这个宪法是不是人民认受的？为什么这套宪法有这样的权力？第二，香港没有建立一个有主权的地区，而是通过说服香港居民而回归中国。虽说主权收回，但中央知道没有足够的正当性可以单方面做决定，所以必须保证收回主权的行为在香港人眼中是一个合理的举措。这其实是一种社会契约。否则的话，香港人不会说多年前香港是中国的地方但被割让出去了，那我们就要接受历史上的渊源，即使我们一般人已经习惯了很不同的生活方式。国际法律也会讲认受性的问题、主权的权力边界在哪里的问题。“一国两制”的构想存在中央和香港两个方面，就源于这个社会契约—中央和香港人的契约，当然也有英国的参与。
讲出来后发现，原来你我看法完全不同，这些话语存在根本上的分歧，不能单方面说主权国怎么看就是对的，而需两方面的磨合。
上文刊登于第232期《香港01》周报（2020年9月21日）, 文章原题《当法治遇上政治—傅华伶与陈祖为对谈 如何跨越央港话语鸿沟？》。如欲阅读全文请按此试阅周报电子刊，浏览更多深度报道。
【封面故事】当法治遇上政治—傅华伶与陈祖为对谈 如何跨越央港话语鸿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