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剧】专访《一水南天》创作者：大时代下的香港人如何抗天命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狄更斯小说《双城记》的开场白，放在今日的香港毫不过时。这也是音乐剧《一水南天》的命题，主创人员张飞帆及刘颖途以1920至1941年为背景，书写香港人在大时代下如何抵抗天命，如何在黑暗中展现人性光辉。
历史不断重复，看似老土的剧情，正正呼应着当下社会。一整年的反修例运动，疫情下经济停滞，国安法悄悄到来，大时代下人心惶惶，两位创作者都希望作品或多或少可以鼓舞人心，甚至为行业带来一点点改变。
撰文：伍丽薇

疫情冲击各行各业，艺文界几乎停顿，《一水南天》由香港舞蹈团及演戏家族联合制作，是疫情放缓后本地第一个大型演出，演出规模及资源投放之大都是近年少见的。故事讲述潮州人陈一水在十九世纪末来港，由穷小子一步步打拚成为米行老板，恰逢时代动荡引发米荒，眼见同行囤积居奇，炒高米价，但百姓却因战乱、饥荒苦不堪言，在利益与公义下，陈一水面临巨大挣扎。

最坏的时代最美的人性

编剧张飞帆形容《一水南天》是史诗式作品，时间跨度大，中间经历战乱、海难、米荒等事件，若要形象化比喻的话，是一部耗资几亿元制作的电影。宏大的背景，诉说的是平凡人的事迹。陈一水代表着上一代的香港人，他勤力，他肯挨，他也很精明，所以能在乱世中发迹。张飞帆用三个词语概括这一代香港人的特质：出力、揾食、发财。“香港人从来都是要揾食，揾完食下一步便是发财。”

那么发财之后呢？陈一水将米业经营得有声有色，在粮食短缺的年代，开米行无异于印银纸，人人都要开饭，做大米入口的，想赚多少钱就赚多少钱，是卖人血馒头还是推翻米价，是赚到尽还是与民同行，全在一念之间。

陈一水的选择，也是很多香港人的选择，在最坏的时代，总能看到人性最好的一面，放在现代香港，也很有共鸣，譬如疫情期间，有人炒口罩，也有人派口罩。

“人性是永恒的，我们并没有刻意呼应时代，是时代呼应人性，就像莎士比亚的作品，你觉得它们呼应时代，因为人性永恒，历史也是永恒。”

七年前构思音乐剧时，他们便想写一个关于香港人的故事，当时有两个方向，一是写新闻女郎，讲创作自由，一是写潮州商人在香港发迹，后者最后跑出。“在很多地方我都讲过，香港衰不是这几年的事，香港的风起云涌，在这十年间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香港有许多艰难的日子，当时写这个故事，我们就是想让大家知道香港以前是怎么走过来的，那我们才会知道怎么走下去。”

故事很有狮子山下的色彩，坚持便能走过逆境，互相帮忙便能跨越苦难，隐隐带有乐观的色彩。但现实是没有最黑暗，只有更黑暗，飞帆不讳言即便处于满是苦难的大时代中，他依然相信未来会更好。透过《一水南天》，他叩问天命，天命底下人要跪低还是群起反抗？故事结束在香港沦陷的一天，后来我们都知道，香港人挨过日本侵华、天灾、瘟疫，最终成了国际都会，回头再看，未来确是更好。“我很相信的，我信的原因是不能不信，如果我们连希望都没有，那我们什么都不会有。”

“戏里有讲，大善到即大恶到，有恶劣的事发生，譬如疫症，死了很多人，但地球的臭氧层修复了，中间有句歌词令我印象好深刻─‘每一个银分两边’，每件事都有两面，视乎你如何看待。”《一水南天》另一位创作者兼音乐总监刘颖途（阿途）补充道。

横跨七年的创作

半杯水的道理，两人深有体会。《一水南天》拖拉近七年，最终定在今年6月底演出，本身工作忙碌的两人，因为突如其来的疫症，所有工作都被叫停，手停口停当然不好受，但他们也慨叹，若不是有这空闲时间，很难应付这半年来不停改音乐改剧本的生活。

飞帆说，一切都是天意。从2013年开始构思剧本，中间不断有朋友问他们，作品什么时候面世，他们都无法说清，都在等一个不知道会不会发生的机遇。直到2017年，他们出现第一个机会，演戏家族与香港话剧团做了七场围读，在话剧团的黑盒剧场进行，有点像外国音乐剧般，想试试市场水温。这个方式对创作人、投资人而言，是很健康的做法。剧本值不值得投资、有没有硬伤、观众反应如何，都可以一探究竟。当时围读的评价大都正面，服装、灯光、氛围都不俗，最后作品被香港舞蹈团睇中。

“中间有好多人都感兴趣，亦有商业资金投资，但因为种种原因，最后我们与舞蹈团合作。”飞帆指，资源是其中一个考量，因为写的时候已经知道这是一个很重型的演出，没有实力的大团很难负担。舞蹈团的艺术总监杨云涛亦承认，制作这个音乐剧很吃力，舞蹈团从未试过做这么大型的演出。

决定了6月27日的公演日子后，大家开始筹备演出，风风火火的，谁也没想过疫症的出现几乎推翻一切努力。自2月起，本地表演场地关闭，所有演出暂停，飞帆的另一个作品《大状王》原定5月底公演，因为场馆未开，最终延期。6月1日，场馆重开，但只容许工作人员在没有观众的情况下进入场馆工作，关键在于6月15日的新指引，即使放宽观众入场，人次也与原本的首演有落差。隔开坐，观众只剩一半，“天意，我们遇过很多天意，有时我都觉得是否上天在考验我们。”飞帆苦笑。

但创作上再多的未知数，都比不上香港这个未知数。有段时间，他们情绪甚受影响，阿途说，试过在反修例运动期间，要写情歌或开心的歌，很辛苦很困难，只能迫自己去做。飞帆则说，至少创作还是快乐的，在失意时可以透过写作抒发情感，“我们还有创作，已经比很多人幸福。”

做腰马合一的音乐剧

坐在面前的两人，一个看起来老成，一个书生感十足，没想到一唱一和就似多年老友。严格来说，《一水南天》是两人第一个合作的作品，没想到一拍即合，中途合作了《时光倒流香港地》及《热斗狮子球》。老成的飞帆在访问中常常说很喜欢阿途的音乐，很大器很澎湃很对胃口，“有时，我会说他的音乐好似开外挂般，有四个核弹头，好劲。”

“一个银分两边，有时太澎湃，事情会变质，我会提醒自己，要拉返来，不要由头到尾都澎湃。”阿途不好意思地说。

两人的音乐喜好相近，又特别钟情音乐剧，七年前朋友介绍下便说不如认真写一出剧，再揾剧团来做，最后可能无法成事，但就是想慢工出细货，能够将每个细节都做好。阿途表示：“我经历了很多个音乐剧，三个月写30首歌，想都没时间想，便要开始写，质量连自己都过不了，我觉得很对不起演员，亦于心有愧，听到他说和我一齐癫，即刻答应。”

三个月做起一出戏，在香港很常见。香港剧场的生态是，一年前预约场地，构思半年，拍板做的时候只剩下三个月，时间与资源都很紧绌，出来的成品自然不尽如人意。“上年有内地制作人找我，说想做音乐剧，我说最重要的是时间，畀几多钱都没用，对方说那再倾。我希望《一水南天》的创作流程可以让其他人借镜，从而再思考如何做好的作品。”

音乐剧讲求合作性，剧本、音乐、填词、编舞，如何入歌，跳舞时怎么入音乐，都需要互相配合，大家舒服才能成事。

飞帆形容，这是一个腰马合一的过程，“以前做音乐剧，我最憎听到一句：音乐剧最重要是音乐。当然，音乐很重要，好多人都用这个概念去做，你有没有看过内地的‘印象’系列，真的很赏心悦目，又激光又放烟花，但故事讲什么，可能只是一个男仔喜欢上一个女仔。”

音乐剧的灵魂是以故事推动音乐，歌曲之所以动人，是情节浓度可以发展成音乐唱出来，音乐的唱词等於戏剧的台词，男女对唱等同男女对话。“在剧情下唱一段，再由演员演出来，这便是音乐剧腰马合一的状态，而我们的粤剧便是这样。”阿途亦说：“音乐剧最正的地方是，有些台词未必适合直接说出来，但我们可以唱出来。”

艺术需要自由与气度

唱念做打，是传统戏曲的基本功，音乐剧讲求唱跳演，香港有粤剧传统，理应有先天优势发展音乐剧，可惜的是，这个优势没有被好好把握。目前亚洲做音乐剧最顶尖的地区是韩国，不只是音乐剧，韩国的影视文化在这十多年间快速冒起，已成产业，但在二十多年前，韩国的流行文化养分都从香港而来。飞帆解释，音乐剧由西方而来，香港发展音乐剧已有二十五至三十年历史。身处的是华洋杂处、东西汇聚的地方，加上本身有戏曲的底蕴，可说有丰富的土壤去酝酿属于华人的音乐剧，但这件事并没有在香港发生，中间曾出现过好的作品，但只是一个独立的作品，并没有发展成一个行业或一个时代。

“韩国这些年急起直追，它的电影、剧集、流行音乐，完全打败我们。它的音乐剧很顶尖，可说是东方的百老汇。当然，韩国也很西化，做很多翻译作品，背后也在仿效西方，但韩国演员可以跳唱演，打两个筋斗再唱跳，而且唱得好好听，仲要靓仔和高。”飞帆说。“最近还做了《英雄本色》，是香港的《英雄本色》。”阿途强调。

工作以外，两人曾相约到韩国看音乐剧，一口气看了数个作品，其中曹承佑主演的《变身怪医》（Jekyll and Hyde），娱乐与质量兼备，演员不断变身，飞帆大赞水准好到“吓死人”。“好劲，出来谢幕都要做好型的事，型到女仔不断尖叫。”

技巧、功架都无可挑剔，作品是赏心悦目的，而且市场推广很成功，利用偶像化演员吸纳年轻观众，看音乐剧，原来也可以追星。“靓仔，唱得，仲要技巧好，公平咩？”他们忍不住吐槽。

归根究柢，韩国影视业搞得有声有色，主因在于政府愿意投放资源，这些资源包括创作自由。

“韩国的政治好黑暗，但他们的电影好痴线，有暗杀总统、北韩人可以去南韩。香港都有创作自由，但大陆却要审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电影来来去去都是这样，反而韩国可以好灿烂。韩国剧集可以揾好多钱，每一件事都计算得很精准，连皇帝都可以玩，像《The King：永远的君主》，原来有平衡世界，现实是大韩民国，而在平衡世界中有大韩帝国，皇帝过来追女仔，女观众当然开心，人家可以这么大胆。”飞帆指，香港的优势是有创作自由，但这种自由也开始有不自由之处，因为过于背靠大陆，作品入大陆需要通过审批，有些题材总是不能做。

去年，飞帆担任戏剧文本指导的剧场空间便发生类似事件。其中一个剧场作品《坂本龙马の背叛！》的一则墙身广告因绘有蒙面黑衣人撑黄伞，广告商在自我审查下不批准发布，要临时抽起广告。类似的自我审查近年在戏剧界愈来愈常见，“多多少少都遇过，尤其返大陆做的作品，可以突然不做，电影更严谨，不是要审查，而是必须审查。”

国安法闹得沸沸扬扬，两人都担心创作自由只会愈来愈少，另一方面也不断提醒自己不要自设框架，阿途说，《时光倒流香港地》也涉敏感题材，以为做不成，但最后也完成了，说明限制不是来自他人，而是自己。

飞帆亦说：“退一步讲，我相信有些事需要气度，好的作品未必要做些什么，探讨人性而已，就像《一水南天》，你可以有无限想像，它亦呼吁香港人要团结一致去对抗逆境，可以很正面。是社会变，不是我们变，当社会变的时候，你带着不同的眼光来看，是可以的。艺术就是可以容纳不同的看法，这就是自由，而这在创作上是需要的。”

他们希望《一水南天》会是一个好的开始，于2020年，于香港人，于音乐剧界，以及逐渐失去的创作自由。

上文节录于第219期《香港01》周报（2020年6月22日）《专访《一水南天》创作者：大时代下的香港人如何抗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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