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酒店检疫：一场无准备之战

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爆发后，隔离设施不足一直困扰整个防疫工作。鉴于旅客大幅减少的关系，酒店空置率高企，坊间建议“酒店检疫”，即政府租用部份酒店进行集中隔离。事实上，早在2月8日强制检疫令实施前，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就提出过相关建议，惟未获政府采纳，不少酒店亦因商业考虑而有所抗拒。其后欧美等地疫情大爆发，海外港人纷纷回港避疫，须隔离检疫的人数大增，香港大学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栢良再度提出类似建议，部份酒店亦抵受不住经济压力而愿意接收强制检疫人士入住，但政府仍未见动作，不少酒店遂成为了民间自发的“隔离中心”。

从沙士（SARS）到猪流感，香港历经数次公共卫生危机，但政府在社会资源的调配上依旧显得欠缺规划，今次更将酒店业推进一场毫无准备的战争之中。

本港酒店业早在去年已遭受反修例运动的沉重打击，去年9月整体入住率跌至三成，然而低处未算低，一场新冠肺炎疫情令酒店业雪上加霜，今年2月整体入住率不足两成。停业、裁员、无薪假⋯⋯近几个月，这些词语给酒店从业员带来无数痛苦。政府统计处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12月至今年2月的失业率升3.7%，是九年来最高，其中零售、餐饮及住宿业更升至6.1%。香港酒店工会在2月底对来自170间酒店的300位员工进行问卷调查，发现逾百间酒店的入住率只有15至18%，逾八成酒店的生意额更下跌超过七成，其中逾六成受访员工被要求放无薪假。

陷入两难：经济压力VS收检疫客

酒店行业为求自保，纷纷使出浑身解数“回血”，以期熬过寒冬，如降低房价至二三折、酒店餐厅做外卖、推出长租优惠等。迫于经济压力，不少酒店甚至一改之前“拒收检疫人士”的原则，开始接收强制检疫人士，部份更推出“14日隔离套餐”。虽然暂时未有统计数据，但不难发现，部份酒店多了客人出入。旅游界立法会议员姚思荣表示，接待强制检疫人士的酒店平均入住率增至五成；反观不愿接待的酒店，平均入住率不足一成，部份甚至要“停业止血”。

面对疫情下的经营困难，酒店业陷入了两难处境：要么冒现金断流甚至结业的风险，坚拒接受强制检疫人士；要么承担管理和卫生安全的责任，冒肺炎传播的风险接收强制检疫人士。然而，防疫和保障卫生安全本应是政府的责任，为何现在要落到酒店业者的身上？

事实上，酒店工会一直都不赞成把酒店用作检疫设施的提议，主要原因在于酒店并非专业的隔离场所，员工亦没有足够的专业防疫知识，管理和操作上存在一定风险，故认为应该优先使用政府地方。此外，疫后的名誉修复亦是一大难题。工会主席徐考澧说：“我们一直呼吁应优先使用政府场地进行检疫隔离，其中一个原因是，这（用作检疫）始终对酒店的未来有很大影响的。你看沙士时期的京华酒店，之后都没什么客人愿意入住。”

2003年，香港首名沙士确诊患者—从广州来港的一位教授，入住中旅集团旗下位于何文田的京华国际酒店，成为了疫情爆发源头，当时有16位酒店住客及访客被感染，并在之后演变成社区大爆发。沙士疫情过后，该酒店的入住率一直低于平均水平，故在2006年改名为现时的九龙维景酒店。相似事件又发生于2009年甲型H1N1流感（俗称猪流感）期间，首例患者—一名墨西哥男子来港时入住湾仔维景酒店，确诊后酒店被封锁，员工及住客也被隔离。

然而，经济环境愈趋萧条，远未见好转迹象，业界在水深火热下，无奈只得后退一步，称若以酒店隔离，政府应承包整幢酒店作为临时检疫中心，并确保员工有足够的防疫装备。姚思荣在3月20日表示，有11间单幢式酒店和3间单幢宾馆主动向他提出，可出租给攻府供强制检疫人士隔离之用，共计超过1,000间房间。

姚思荣解释，拥物业产权的自营酒店或连锁集团旗下的加盟酒店由于没有租金压力，且可获资金补贴，加上去年上半年的酒店入住率较为可观，因而底气较足，即使靠“存粮”亦可渡过经济寒冬；相反，一些单幢的中小型酒店或宾馆通常以租借物业的模式经营，在疫情下要承受一向下滑的入住率和昂贵租金的双重压力，因而愿意冒传染风险接收强制检疫人士。

明明可以双赢，但却选择都输？

政府租用部份酒店用作检疫隔离，其实是“一举两得”的做法。一方面，酒店可获卫生署等部门的支援及提供专业指引，做到真正严格的检疫；另一方面，酒店的入住率亦可获政府“包底”，令酒店不至于“损伤惨重”，在保住员工就职之下挨过难关。澳门当局便对指定酒店为隔离中心接待返澳人士的做法相当支持。

在获悉酒店愿意清空用作隔离中心后，姚思荣与一些专家立即与政府方面进行商议。他曾建议政府可为愿意主动用作检疫的酒店“包底”七成入住率，强制检疫人士需自费入住，又提议政府应先将酒店清空，再派卫生署人员向员工讲解和示范，并安排民安队在大堂协助管理。他们亦讨论到政府应向入境者提供建议入住酒店的名单，并协商入住隔离的报价、设施要求及员工相关培训等。可是，政府对此较有保留，至今仍未有具体操作指示。

姚思荣认为，政府迟迟不愿考虑此法，或许有几方面的顾虑：第一，酒店的设施设备能否保证不会出现交叉感染？他透露，政府专家在这方面意见分歧，政府亦有所顾虑，因为一旦征用酒店，监管和防疫的责任便会落到政府身上。食物及卫生局副秘书长郑钟伟上月中在电台节目曾表示，很多专家认为日本钻石公主号的通风系统是大型感染的源头，而很多酒店亦有地毡，容易传播病毒，要把酒店用作检疫隔离中心，必须先处理相关问题，而此一问题不易解决。

无形中卸责于业界和社会

可是，即便有这些顾虑，就代表政府可以原地踏步吗？种种担忧和手足无措的背后，反映出政府防疫规划上的空白，亦欠缺作为公共卫生把关者应有的承担。在2月8日强制检疫令实施之前，酒店工会便炮轰政府容许检疫人士入住酒店隔离，却没有提供相关指引及防护装备，把防疫检疫的责任卸给酒店及前线员工。

徐考澧指出，政府未能对酒店的防疫与接待检疫客人提供具体指引，诸如如何避免员工与客人直接接触、怎样处理生活垃圾、床单毛巾等消毒步骤，以至隔离期间应如何送餐等细节上的问题，都应该有统一的操作标准，否则每间酒店的处理规格都不同，难免会出现应对不当的情况。

为此，酒店工会特意在上月为会员作出相关指引：“我们找了二十多个会员，都是来自各个酒店不同部门的同事。收集他们的意见和在工作上遇到的问题，做出一个指引。”（卫生防护中心在上月19日亦更新针对新冠肺炎给酒店从业员的相关指引，就多个细节提供具体建议。）

随着疫情再度升温、返港接受强制隔离人士增加，对租用酒店作隔离之用的需求上升，他们当中除了须接受14天强制隔离检疫的返港人士之外，还有为方便强制检疫人士居家隔离而入住酒店的家人，或担心影响家人健康而租住酒店的“高危”职业人士，如医护等。不同人士对酒店有不同的需求，然而，现时业内没有统一的通报机制，亦没有列出愿意接收强制检疫人士的名单供市民参考，导致返港人士往往要逐间酒店查询会否接收隔离人士，酒店住客亦担心遇上从“高危”地区返港人士，业内一片混乱。

在这一片混乱之下，愿意接收强制检疫人士的酒店变成了民间自发的“检疫隔离中心”，业界在政府拖延下，被迫在欠缺支援和准备不足下负起防疫责任。截至上周三（4月8日），本港曾入住过酒店的新冠肺炎确诊个案共有104宗。香港酒店工会在社交网站发表贴文，直指政府漠视酒店业界安危，将检疫责任推卸给酒店行业，业界却只能“仰人鼻息般等待政府安排”。

业内酒店虽无一一上报，也无统计名单，但姚思荣相信接收强制检疫人士入住的酒店，绝不止曾与他联系的那十几间，但政府后续仅表示会“加强巡查和监控”，实则是搁置了“酒店检疫”的统一规划建议。“随着非港人禁止入境，我想对酒店的需求会渐渐放缓。绝大多数人还是会选择居家检疫，而且如果全部住酒店，我想政府也解决不了有关的监管和责任问题。政府说要加强巡查和监控，就是表明他们觉得事态还是可控的。如果家居隔离失效—比如家人被传染，跑出去造成爆发，这个时候政府才会考虑用酒店集中隔离。”

监管漏洞埋“定时炸弹”

政府无统一规划，把责任甩给酒店和前线员工，不仅是视员工安危于不顾，更是给检疫过程埋下“定时炸弹”—检疫人士出房间到酒店餐厅吃饭，甚至走出酒店，酒店无权限制，只能劝告。独立媒体报道指，尖沙咀华丽酒店有至少四名住客确诊，但酒店处理隔离检疫人士的手法及卫生安排不当，如公司对员工隐瞒确诊个案，允许检疫人士搭乘电梯到大堂等。徐考澧透露：“直到现在我们都会接到一些酒店的同事反映，有一些（正在隔离）客人会偷偷溜出房间到酒店的餐厅吃饭，但员工没有看见手带，到结账时查看房号才发现是正在检疫隔离的客人。”

上周三起，所有航班的抵港人士须从机场即时乘坐接驳专车前往卫生署设于亚洲国际博览馆的临时样本采集中心，依照指示收集深喉唾液样本，完成后即场交回，并尽快自行返回居所进行强制检疫。其中部份人会入住酒店，若检测结果呈阳性，卫生防护中心会在三个工作日内通知确诊者所住酒店。

徐考澧表示，这些过程所需时间往往会超出卫生防护中心所宣称的三日，据他所知，酒店在接到通知有客人确诊时，会被告知现时医院隔离病床紧张，需等候，也就是说，医院床位轮候不足，在确诊者入院前，酒店便成为了临时的“中转站”。

此外，《苹果日报》报道指铜锣湾柏宁酒店在3月29日得悉两名住客感染新冠肺炎，但卫生署迟迟没有派员到场接走病人，酒店方面因未收到卫生署指示跟进工作，暂要求员工如常上班。

事实上，各间酒店对曾与确诊客人有密切接触的员工各有不同安排，有的会要求他们自主隔离14日，无异常后再来上班，但也有酒店不以为意，让员工继续照常工作。对酒店员工而言，与客人的接触程度究竟怎样才算密切、才需要隔离，完全靠雇主自行判断。因为没有统一的标准，基层员工也只能“听之任之”，风险自担。

日前，陆路公共运输业、航空业、酒店业举行的跨工会记者会，要求政府落实统一标准的指引及提供防疫措施，并将新冠肺炎纳入为《雇员补偿条例》规定的职业病，以加强对前线员工的保障，即如果雇员患病是由于在订明期间内从事某类工作，并因该工作性质而引致患上指定的职业病，便可获补偿。

上述行业的前线员工在疫情期间的工作存在各种各样的危险和隐患，如装备不足等。徐考澧指出，之前有些酒店甚至不让前台的员工配戴口罩，但经过工会不断发出声明，雇主迫于压力才允许员工佩戴口罩及眼罩等防护用具。此外，业界大大低估了今次疫情的发展，未能尽早购买足够的防疫设备，导致供应不足。即使现在市场上口罩供应紧缺的状况有所缓解，但工会不时接到员工反映口罩质量问题，徐考澧担忧：“有一些酒店竟为了省钱，会给员工一些比较薄的口罩，或者是没有防病毒功能的口罩。还有就是防护衣—作为比医护人员更早接触潜在客人的群体，酒店清洁员工的防护程度实际上非常低，再加上酒店入住客人的确诊个案频发，他们（员工）面临的风险是极高的。”

日前，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政府抗疫督导委员会专家顾问成员袁国勇指官员对疫情掉以轻心，并不讳言有些官员对疫情仍然好像很乐观，觉得好像没什么。他引述俗语“唔见棺材唔流眼泪”，强调疫情有如森林大火，“唔系讲玩”。港府忧患意识欠佳，也无汲取沙士“做最好准备，也做最坏打算”的教训，面对疫情只知走一步、看一步，待问题出现再设法弥补，但公共卫生危机本就有许多不可控因素，需具前瞻性的措施，岂容如此被动？

被迫为政府卸责买单的，不只酒店业界及其员工，而是整个社会。政府不愿担起应负的责任，安排可用的酒店计划作集中检疫的场所，让市民承担其中的风险，莫非真如袁教授所言，要再一次见到社区爆发，官员才会醒悟？

上文刊登于第209期《香港01》周报（2020年4月14日）《酒店检疫：一场无准备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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