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肺炎】理性防疫 人人有责 盲反或酿疫情失控（下）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肆虐，本地确诊数字持续上升，需要接受检疫隔离的人士也愈来愈多。要有效防止疫症在社区爆发，最为合适的措施是设立检疫中心，尽可能隔离并检验疑受感染人士，惟政府选址时处处碰壁，多次受到当区居民及区议员反对，部份更演变成警民冲突。历经SARS（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一役，特区政府十七年来仍未准备好检疫中心这类检疫设施，以致阻止新型肺炎“落地生根”的关键时刻也没有足够检疫场所应对，的确难辞其咎；然而，防疫工作也是全民责任，如果人人基于“邻避心理”，或受躁动社会气氛影响致“事事反对”，疫情恐怕更难控制，受害的仍是香港。
承接上文︰【武汉肺炎】理性防疫 人人有责 盲反或酿疫情失控（上）
邻避心理 无助理性抗疫
鉴于有大量市民反对政府征用民居设施作检疫中心，部份更引起激烈的警民冲突，出现破坏公共设施等行为。平等机会委员会曾公开呼吁公众尽量保持理性，体恤有关检疫设施的必要性，不要抱着“不要在我家附近”的心态反对。平机会担忧这种情况会将疫情推向更难控制的局面，其主席朱敏健表示，明白市民对疫情有所忧虑，惟若大众抱着“临事而惧，趋避唯恐不及”的心态，反对社区设立这些设施，香港便无法控制疫情，最终全社会受害。
各区出现反弹情况，或许与居民的“邻避症候群”有关。所谓邻避症候群，即是平日大众所言的“别在我后园（Not in my back yard）”，是指有些公共设施原意是为了整体社会利益，但其产生的负面成本却由设施附近的居民承受，则会造成社会生态的不和谐，容易导致公众心理隔阂，极易引起邻近居民抵制；有关设施包括核电厂、焚化炉、监狱、精神病院、垃圾堆填区等厌恶性设施。无论是晖明邨、翠雅山房、骏洋邨，抑或最近各区出现的“反指定诊所”抗议，或许正是居民不满厌恶性设施在其社区出现的一种表现。
如何应对邻避症候群？美国政府及社会事务专家Frank Noto曾撰写《Overcoming NIMBY Opposition》一文，指出要解决邻避症候群，必须处理好四种反对心态来源：价值观冲突、情绪需要、错误资讯及利益冲突。所谓价值观冲突，即建立设施的目的与邻近居民背道而驰。惟疫情当道，相信政府及市民都不会盼望香港沦为疫区，故不应存在较大的价值观差异。
而错误资讯的意思，是指市民可能因相信谣言或未经证实的信息，产生恐慌性反应。例如，当传出政府有意征用晖明邨作检疫中心，当区居民便开始堵路抗议，入黑后更肆意破坏，皆因误以为入住晖明邨的隔离人士均为确诊患者。惟政府其后强调，所有入住检疫中心的人士并无病征，亦非确诊或怀疑感染病人。若能做好沟通工作，具体说明如何保证隔离营不会加剧社区传播风险，都能有助避免错误资讯加剧居民的恐慌。
在情绪需要方面，是指设施邻近的居民可能出现负面感受，应被视作一种自然情况，并予以包容谅解，政府有责任协助他们能走出被情绪支配的状态。例如，港府作出征用翠雅山房作检疫中心的决定时，若能主动向周边社区提供额外援助，包括加强附近社区的消毒清洁，甚至承诺向邻近社区提供更多咨询渠道，未必不可以安抚当区居民情绪。
至于利益冲突的处理，特首林郑月娥上周五（2月14日）公布百亿抗疫基金具体措施时，提到将向受影响的骏洋邨及晖明邨等公屋轮候家庭，发放一次性6,000元特别津贴。不过，公民力量林宇星认为，该津贴仅“有好过无”，未必能抵销准住户需要另觅居所的沉重租金，故建议当局采取“实报实销”的做法，代受影响居民缴付租金，直到他们入伙。另外，由于屋邨获政府征用作检疫中心后，可能会增加住户对卫生问题的担忧，故他希望政府提供额外清洁服务，确保未来入住的居户能安心上楼。
家居隔离 存社区爆发隐忧
为阻疫情蔓延，港府自2月8日起，要求凡过去十四日曾到内地者，回港后必须接受强制检疫两星期。政府落实此安排，即意味检疫中心的需求会进一步增加。而根据卫生防疫中心统计，政府至2月10日起，至少已向1,193人发出检疫令，当中香港居民占1,066人、非香港居民占127人；当中有1,138人在家检疫、35人在酒店检疫、20人入住检疫中心。
从数字来看，在家检疫人数占绝大多数，入住检疫中心的寥寥无几。然而，当局既发出强制检疫令，就说明有关人士可能具备一定感染风险，惟当局却无法安排他们入住检疫中心，只能采取家居隔离这个次优安排。不过，诚如传染病权威袁国勇所言，要防止新型肺炎在社区爆发，设检疫中心无疑为较好的方法。香港大学医学院院长梁卓伟在电台节目中也提到，家居自我隔离未必可行，因为单靠自律方式存有风险，“最好有大型集中隔离地点”。
可是，港府即使经历2003年SARS的惨痛教训，仍然未汲取经验，预早准备检疫中心这类防疫设施。按理说，港府理应明白疫情发展速度难以预测，稍有前瞻意识，已会及早储备抗疫资源，例如选定远离市区的度假村及居住用地，甚或与酒店业者早作协议，待社会爆发公共卫生危机时，好调动相关资源作隔离之用。遗憾的是，纵然政府在SARS过后成立了专家委员会，并总结出《汲取经验 防患未然》报告，当中明文表示必须作好准备以防初次出现及新发现的疾病，并建立良好体制，以应付紧急事故和危机，但今次疫情却暴露出政府未有汲取经验，应变能力依然低下，在危急关口居然无法拿出大型检疫用地。
若而不尽快寻觅更多地方作检疫中心，最大可能出现的情况，便会是扩大家居隔离安排。家居隔离方案有不少局限，相较于配套完整及有监管的集中隔离点，只能算是无可奈何的选择。其中最让人担忧的，便是疑似感染人士能继续与家人同居，令他们也容易变成受感染群体，反过来增加病毒在社区散播和爆发的风险。而打从家居检疫实施后，卫生署在官网上定期公开检疫人士所居住的大厦名单，但此举却引起网民不安，更有网民表示害怕正在隔离的邻里会散播病毒，决定立即举家搬迁。
依赖家居隔离检疫的另一忧虑，便是要确保当事人自律安守家中。为确保方案成效，政府安排警方突击检查，并宣告违反指定令，可被罚款25,000元及监禁六个月。截至2月10日，警方在167次突击检查中，发现有九人未有全天候留在居所，并以各种古怪理由解释，包括声称因睡觉而无法联络，以及当时曾短暂外出购买日常用品，当中两人一度失联，需要警方发出通缉令，并考虑作出检控。
对此，林正财表示若然要达至“零风险”，最理想当然是让有感染风险的人在检疫中心隔离，皆因有职员从关口将他们带到中心，有警卫看守门口，杜绝走失可能。惟他明白“始终我们安排用作检疫的容量不足”，无法执行这种高规格的防疫措施。他表示政府未来若能寻觅更多隔离资源，不妨考虑将违令红线收紧，如被发现第一次偷走，便直接送往管控规格严密的隔离营，不让他们有再犯错机会，尽可能减低疫情散播至社区的风险。
归根究柢，当局必须立即设立大型检疫中心，方能接载滞留湖北的港人回港，同时隔离检疫所有高风险人士。面对“事事反对”的民情，港府不能不予解说，或只作口头呼吁、甚至埋怨市民不能谅解，而是应该提供更多科学理据，并改善与市民沟通的技巧。至于香港市民，经历了大半年的反修例运动，难免仍然被焦虑和恐慌的敏感神经主导情绪，但疫症当前，也断不能因而丧失最基本的同理心，甚至抱持“各家自扫门前雪”的心态，坚决反对任何合理的检疫设施，万一疫情失控，所有市民也难以独善其身，受害的只会是整个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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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自第201期《香港01》周报（2020年2月17日）《理性防疫，人人有责 — 我们与检疫中心的距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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