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疫症．下】教师忙救学生 谁救教师？
反修例运动持续超过大半年，政府不但无力拆解社会困局，更毫无对策疏导市民的负面情绪。除了心理学家及社工外，教师亦担当起情绪辅导的重责；然而，在缺乏资源的情况下，他们面对什么局限、遇到什么结构性难题、又急需当局提供什么援助？
承接上文︰【情绪疫症．上】愁绪笼罩港人 政府懒理 民间独力难医
教师：忙救学生 自身谁救
反修例运动至今拘捕逾7,000人，当中有超过三分之一是学生，与他们关系密切的教师自然也肩负了化解学生情绪危机的重责。有400间学校会员的香港辅导教师协会，去年8月起组织学界及社福界人士，整理以《我们能为这城市做什么？》为题的情绪辅导资源合集，供教师参考，当中包含一套疏导校园负面气氛的行动方案“给守望者”，列举“同行”、“休息”、“尊重”、“关爱”及“盼望”等五大原则。本身是迦密爱礼信中学校长的香港辅导教师协会副主席何玉芬解释，学界以往的危机处理主要集中在学业、朋辈或家庭范畴，是次大规模情绪创伤源于社会冲突，所以校方需要因应情况宣扬“陪伴”、“接纳”等理念。
以“关爱”为例，协会提出各界应以爱相待，不被仇恨盖过理性，不以身份、背景、出身标签别人，“不会有某种职业全部都是坏人、或者因为是新移民就有身份价值高低之分，这是错的。如果同学或老师因为家人是警察而被欺凌，这是绝不能接受的。”何玉芬表示，不论什么政见，各界都应该遵守这五个重要原则，“因为学校是由大家组成的，我们要看到别人的需要。”除此之外，协会亦与赛马会合作，在“给守望者”行动方案中推出了静观工作坊，让学生透过静观修习来平复情绪，提供静定以后的对话机会，让师生之间能够真诚沟通。
培训未能回应工作需要
何玉芬说，教师最重要的职责是照顾学生，包括他们因社会撕裂而衍生的情绪问题。然而，教师的专业并非心理辅导，在校园日常中如何帮助学生？何玉芬表示，校方能做的是观言察色，例如某些同学在看到甚或参与社会大型冲突后情绪不佳，翌日或有迟到、早退、请假的情况，教师可主动关心这些学生，与他们密切联系，适当时作情绪辅导。
协会整理的辅导资源合集搜罗了不少网上情绪评估工具，让老师对同学的情况作初步了解，如果同学有惊恐症、焦虑症、创伤后情绪病、抑郁症等精神病症状，则需转介至精神科医生。何玉芬指，香港辅导教师协会与香港医学会精神医学部合作，如同学因反修例冲突而需要情绪支援，可获转介至精神医学部的义诊服务。
单靠协会之力并不足以应付校园的“精神健康疫症”。协会去年9月曾经访问162名会员中学的班主任、学校行政人员、学校社工及辅导人员，发现学生的“无力感”、“压力”及“动摇对未来的希望感”最受社会冲突影响（3.7－4分；满分为5分）；另外，受访者亦一致认为，学校现有情绪支援的培训工作只属一般，当中有社工认为校方的“情绪教育”和“情绪辅导（辨识、支援及转介）”训练未能回应有关工作的需要（低于3分；满分为5分）；调查又指，这些培训除需要相当的资源投入外，亦亟待教育局及专业组织等提供适切支援。
教育局曾否提供相关支援？2015年9月，本港爆发学界自杀潮，至2016年3月，学生自杀及企图自杀个案高达20宗。为跟进学生自杀事件，教育局成立了“防止学生自杀委员会”，以分析学生自杀个案的成因及提出预防学生自杀的建议措施，并于2016年11月公布《防止学生自杀委员会最终报告》（下称《报告》）；2017年10月，劳工及福利局成立跨部门工作小组，跟进青少年自杀问题，并主责检视《报告》中建议措施的落实进度。为加强人手辨识及支援有需要的青少年，工作小组建议于中学实行“一校两社工”政策，将旧有驻校的1.2名社工增加至2名，期望借此强化学校社会工作服务，应对中学生在学业和精神健康方面所面对的复杂问题。“一校两社工”政策于本学年开始实施，但何玉芬指出，是次社会事件为学界所带来的情绪疫症规模庞大，单靠社工不能应付学生的多方面问题。
何玉芬认为，学生辅导工作有赖全校员工参与，尤其在当今时势，教职员需要提高警觉，辨别例如学生是否真的因病请假、受什么情绪困扰，这有赖学生对教师的绝对信任。不过，她也指出，教师在反修例运动期间承受极大压力，例如各区示威人士堵路时，教师或需要护送学生回家，而当“各区开花”愈演愈烈、不少学生参与其中时，教师同样需要照料学生的精神状况，惟教育局所给予的相关支援并不足够。
再者，教师本身已面临沉重工作及压力，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2018年的调查发现，有三成教师出现中度或以上的抑郁症症状，他们未必有心力兼顾学生的精神健康个案。
2016年，食卫局联同医管局、教育局及社会福利署推出“医教社同心协作先导计划”，由医管局精神科护士、专责教师和学校社工组成跨专业团队，支援有精神健康需要的学生。不过，直到2018/19学年，只有40间中小学参与计划。何玉芬建议，教育局应积极与学校联系，并因应需要投放资源，与校方合作、建构支援学生平台：“我们也找到资源（情绪辅导材料），但这些事情是不是应由我们民间揼石仔做？”她坦言，协会成员都在校务工余时间，抽身整理情绪支援材料，而当局能够动用大量人力资源，更加应该加紧与学界合作，共同为学生提供适切的精神健康服务。
总结：照顾市民 政府职责
根据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下称《公约》），残疾人士（包括精神病患者）与非残疾人士一样，在融入社区、医疗卫生、复康及工作就业等方面享有平等权利、自由及尊严，而政府在制订政策和推行服务计划时，必须有效地促进和保护全港市民的精神健康，同时确保精神病患者得到良好及全面的医疗、卫生和社区支援服务。在如今情绪疫症蔓延的社会，政府更应着力拟订精神健康策略。遗憾的是，当局至今仍未制订相关政策，保障全民精神健康，特首林郑月娥在去年10月发表的《施政报告》中，更对精神健康服务只字不提。
医管局曾推出《2010-2015年成年人精神健康服务计划》，作为医管局成年人精神科服务的蓝图，目的是发展高质素及成效为本的精神健康服务。然而，计划对象只集中于成年精神病患者，并未涉及儿童和青少年的精神健康讨论。再者，目前公立医院精神科门诊稳定新症轮候时间最短为港岛东医院的54周，最长为九龙西医院的112周，即轮候时间由一年至两年不等，可见，该计划成效不彰，市民在轮候期间病情或会恶化，亦不知如何寻求其他服务。香港精神健康议会早于2014年就指出，医管局及社署各自为政，未能有系统地处理市民精神健康的需要，服务协调不足使市民对如何寻求及使用适当服务感到困扰。
预防胜于治疗，政府除了协调精神健康服务外，亦应教育市民如何保持身心平衡，并透过收集和分析精神压力较大的的社群资料，作出针对性服务。政府于2017年成立“精神健康咨询委员会”，由前律政司司长黄仁龙担任主席，计划今年进行全港精神健康普查。然而，在社会面临“情绪疫症”的当下，委员会毫无作为，政府能否就普查报告结果拟订长远精神健康的规划蓝图，也是未知之数。
港人精神健康恶化是不争的事实，在社会悲伤情绪弥漫的日子，政府应检视政策的不足，而非将照顾市民精神健康的责任推卸于民间各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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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刊登于第198期《香港01》周报（2020年1月20日）《政策“不设防” 愁绪笼罩港人 “情绪疫情”爆发 民间独力难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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