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间里的大象 港人精神健康趋劣化
精神健康问题不仅直接左右个体的身心，影响亲友生活，更会窒碍社会发展。香港中文大学最新一项调查发现，反修例风波持续下，仅12.6%受访者能评为精神健康良好，逾半人更属不合格。其实，在香港未爆发此场空场社会大撕裂之前，社会已有强烈声音呼吁港府正视港人的精神健康问题，如今，市民普遍也因反修例争议受到不同程度的情绪困扰下，上周发表的《施政报告》却仍一字未提如何改善、纾缓或防止精神问题，令人质疑港府仍在装睡。
香港的精神健康指数不断恶化。根据《2018全港精神健康指数调查》显示，香港市民精神健康平均分为50.20分，远低于2017年的59.75分，也未达到52分的及格线。受访者精神健康指数不合格的比例也由2017年的26.5%飙升至47.9%。
而中大受本月举办的“2019精神健康月”筹委会研究工作小组委托的一项调查，于6月21日至7月4日电话访问1,009名15岁或以上的市民，调查将身心健康指标订为0分至100分，发现近半受访者因近月的社会争议而情绪受困，过半受访者得分低于52分，被评为不合格。仅有12.6%受访者精神健康能够被评为良好，进一步为港人精神健康敲响警号。
不可忽视的是精神健康问题关乎个体与社会的发展。于个体而言，世界卫生组织（世卫）指出，精神不健康引起的心理疾病，是引发生理疾病和早逝的主要原因。于社会而言，经济学人智库（EIU）公布的“亚太精神健康融入指数”报告亦指出，精神病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造成的经济损失分别相当于2016年国内生产总值的3.5%和5%。
然而，这项关乎个人健康与社会发展的重要议题，却没有得到政府正视。从2012到2017年，透过医管局接受精神健康治疗和支援的人士增加了21%，高达24万名，政府在这五年间却只增加了356名医生，杯水车薪。2017年，社会千呼万唤下，政府终于发表了《精神健康检讨报告》，然而该报告并未有就长远精神病人数目以及医护人手需求作出具体估算，对于长远精神健康政策规划和蓝图亦着墨不多。林郑班子在过去两年的《施政报告》中对该问题的处理粗疏，不仅涉及的问题少，更没有具体规划，也缺乏方向，更谈不上有清晰的目标，对症下药。（表一）
政府必须认真考虑清楚目前精神科诊疗存在的确切问题，采取相应的措施，才能有望改善市民的情绪健康。
公立医疗系统提供的精神科诊疗服务资源严重不足是不争的事实。香港每2.5万至3万人才有一名精神科专科医生，远低于世卫每一万人应有一名精神科专科医生的建议。
目前公立医院精神科门诊稳定新症轮候时间最长的为新界东医院，需要轮候134周，即近三年时间。最短的为港岛东医院，也需轮候44周，即近一年。精神科疾病愈早发现愈好治疗，这么长的轮候时间无疑将整个社会的精神健康状况推入恶性循环，积压个案愈多，每个个案病情也愈严重。对此，政府除了增加专业人士的培训和引进，投放更多资源，也需要考虑如何将公立医疗系统中过大的精神科负荷分流出去。这包括：
政府需推动精神科疾病的医疗保障措施。精神科疾病的治疗周期漫长，私营服务更是昂贵，每次治疗需1,000元至10,000元不等，使得不少患者只能苦候僧多粥少的公立服务，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期。雪上加霜的是，现时很多保险在设定承保项目时，都将精神类疾病设为“不保项目”中，包括神经失调、因神经错乱引致损伤、精神变态、神经官能症、厌食症、精神分裂、行为失常、老人痴呆症、帕金逊症等。另外，一些常见的、较轻微的情绪病，如神经衰弱、抑郁失眠、焦虑，亦可能属不受保的精神病。消委会报告曾指出，不少精神病患者个案常被保险公司拒绝承保，又或即便成功购得医疗保险，也有难以续保、保障额减半、保单条款较严苛、供款额亦往往会有附加保费高等问题。
医疗保险缺乏情绪保障
目前保险市场可涵盖部份情绪病保障的保险少之又少，更不用提对精神科诊疗的全面保障。即便在今年4月1日推出的自愿医保计划中，食物及卫生局订立的最基本保单保障范围中，必须包含的年度保障30,000元的“精神科治疗”也只适用于精神科治疗的住院开支，更广泛的日诊及心理辅导服务并不包括在内。保障不足，自然难以将需求者从公立医疗系统分流出去，造成压力集中，绝不利于缓解社会中的精神健康问题。
增加人手、资源，完善医疗保障将需求分流部份去到私营系统，都旨在解决现时积压的治疗需求，解决当下和短期的困难。长远来看，精神科也需要改变医疗模式，将重点放在预防和日后的疗养，由以医院为中心转变为以社区、家庭为中心。（表二）目前，医管局用于精神健康服务的资源，绝大部份用于治疗（门诊和住院），小部份用于病人康复（中途宿舍、庇护工场、职业训练和长期疗养院），只有极小部份用于预防和教育。
预防层面可将精神病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重症”，包括精神分裂症、老年痴呆症等，成因主要和遗传基因有关，难以预防。但从数字上看，这类“重症”精神病的发生率，多年来其实并无明显增加；个案的增长主要集中在“轻症”精神病，即抑郁症、焦虑症、强迫症等，与个人后天生活的压力息息相关，因此是可以预防的。当中、小学甚至大学课程中加入精神病的知识，培养对精神健康的基本了解，例如什么样的身体和情绪信号值得留意、寻求帮助的途径，怎样保持身心平衡等，此类知识掌握愈多愈能一定程度预防此类个案的增长。同时，政府也可通过调研锁定“轻症”精神病的高发群体，提供针对性的预防服务。比如搜集和分析压力较大的职业群体或者面临更多生活问题的社群等的资料，有效率地掌控“轻症”精神病高发群体的状况。
精神科服务应转社区为本
同时，由于精神类疾病需要长期地随访，以医院为中心并不具效益，国际间的趋势也是将着重点由医院护理转为社区及日间护理。实际上在2017、2018年的《施政报告》中，也可以看到政府似有这方面的改良意愿，惟措施仍然单薄以至成效不彰。政府应更坚定地致力透过社区精神科服务、精神科社康护理服务及老人精神科服务等，发展更多元化的社区治疗方案，逐步让更多合适的精神科病人在社区接受治疗。
另一个社会精神健康问题在于如何让患者重回社会。实际上医疗的意义不仅是修复人的身体、情绪，更是如何让人重新成为社会一分子，帮助他们回到正常的生活，找回自信。这不仅仅影响个体，更关系到社会的发展，应予以重视。2011至2016年，平机会收到的残疾歧视投诉中，20%都是精神类疾病的个案。这些投诉当中，66%属于雇佣范畴，当中牵涉不获招聘、无理解雇和不公平待遇等，这不仅影响患者和康复人士的生活，也会影响社会的发展。因此，在教育和宣传上消除歧视、设定更好的相关条例、为平机会充权以让他们为该类人群发声都是必要工作。
香港社会不断恶化的精神健康问题俨然已是房间里的大象，无法回避。政府必须一改以往轻视粗疏的态度，正视问题。长远地加强相关教育，改变护理模式，让人们不会讳疾忌医，也能够使治疗个案更有效果。在医疗保险上，积极推动完善对精神疾病的保障，堵塞漏洞，让受情绪困扰的市民不会因囊中羞涩只能苦等公立医院供不应求的名额。在后期重回社会过程中，在条例和平机会的充权上为康复者提供完善保护，既有益于个体也有益于社会。香港本就是压力极高的社会，6月以来的风波更让不少公众面临情绪困扰，林郑班子若不及时意识到问题，坚定积极地解决问题，只会酝酿出下一个城市风波。这样的后果，香港能承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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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刊登于第185期《香港01》周报（2019年10月21日）《房间里的大象 港人精神健康趋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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