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疫症．上】愁绪笼罩港人 政府懒理 民间独力难医
农历新年将近，但社会深陷撕裂，“蓝”“黄”壁垒分明，市民笼罩在愁绪当中。在去年反修例运动之初，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大学先后调查港人精神健康状况，前者发现有过半数人精神健康不合格，后者指9.1%港人有疑似抑郁症。大半年过去，特区政府无力止暴制乱，亦无法疏导港人情绪困扰，成立逾两年的精神健康咨询委员会更是束手无策，导致为市民排忧解郁的重责落在辅导心理学家、社工及教师身上；然而，在缺乏资源的情况下，他们面对什么局限、遇到什么结构性难题、又急需当局提供什么援助？
辅导心理学家：困者茫然 政府漠然
“大家都不知道自己有没有问题，只知道会不开心、觉得惊、日常生活受困扰，但不知道是否需要求助。”香港心理学会辅导心理学部主席郭倩衡形容，反修例示威浪潮为香港市民带来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精神困扰，不同政治光谱的市民皆陷入不同程度的负面情绪。例如，有支持示威的求助者观看示威直播时，羞愧自己帮不了忙，另有支持者一度拒绝接收新闻资讯，但当得悉事态恶化时，又会内疚错过很多事情；至于另一个光谱的求助者，则自责没有教好下一代。她解释，市民产生内疚感属正常反应，然而，“内疚”是“摧毁性”（destructive）情绪，或会恶化并演变成抑郁。
另外，由于受困扰人数较多、涵盖男女老幼，这几乎已形成“集体精神创伤”。郭倩衡说，每每经历大型警民冲突后，不少受创市民都会出现噩梦、心悸、无法呼吸等情况，甚至无法自控地在脑海中不断“回闪”冲突现场的经过；她提醒，如果这症状持续逾一个月，有可能患上“创伤后遗症”（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需要精神科医生介入。
最佳做法：抒发积压感受
香港心理学会辅导心理学部自去年6月中开始免费为市民提供“紧急心理支援”，包括个人面见、小组辅导及到校举办工作坊等，在过去半年接触的个案中，部份市民有重度抑郁症状及自杀倾向。郭倩衡表示，他们萌生轻生念头的主因有二：首先，以为自己的牺牲可为社会带来改变，是谓“荣誉自杀”，“示威人士常说‘愿荣光归香港’，部份有自杀倾向的示威者希望可以用自己的性命换取一些事情”；其次，对社会连串纷争充满无力感，当中示威者尤其无法承受这种压力，以致有寻死念头。
对辅导心理学家而言，要协助市民面对社会冲突压力，最佳做法是让他们梳理当下情绪，抒发半年来所积压的感受。上述小组辅导服务中就设有游戏环节，鼓励参加者以“感恩”为题互相分享。郭倩衡表示，不少人会放大“社会冲突令人很痛苦”的负面情绪，感恩环节能提醒市民珍惜及感激原本拥有的事物，增加心灵满足感，促使他们回复自我，重拾“心理韧性”（Psychological Resilience），继而进行理性的自我检讨，思考下一步该怎样做。
郭倩衡认为，示威浪潮为市民带来的心理影响无孔不入，政府应针对不同年龄层提供心理辅导服务。例如当学童接收到冲突资讯时，家长或教师需提供恰当解说，当局更应就此制订指引；以自闭症学童为例，“当你（社会冲突）打破了常规事情，或者他们最心爱的地铁或巴士被破坏……不是说政见问题，而是他们的症状是不接受改变，所以对他们作解说有一定困难。”家长亦相当需要心理辅导，若示威者与父母政治立场不一，难免引发家庭纷争。
香港大学医学院本月于医学期刊《刺针》发表的一项为期十年的研究便指出，去年社会动荡期间，接受调查的18岁或以上港人有11%患有疑似抑郁症，是2014年“占中”前的五倍；另外，去年9月至11月有32%出现创伤压力症症状，较2015年3月的估算上升约六倍。研究同时指出，虽然有这些健康问题的受访者只有少于半数表示会寻求专业协助，但公营医疗系统精神健康服务需求可能上升约12%，因此服务提供者应作出准备，大幅增加相关服务供应，以应付额外需求。
然而，政府不但没有在特殊时期纾解市民不安，平时亦缺乏精神健康服务，最明显是公立医院精神科医护人手长期不足。据医管局数字，精神病患者人数由2011/12年度的186,900名，增加逾两成至2015/16年度的228,700名，但同期精神科医生增幅仅3％，即每2.5万人才有一名精神科医生，远高于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1万人。领导上述研究的港大医学院院长梁卓伟直言，本港公营医疗门诊服务平均轮候时间长达64星期，显然缺乏足够资源面对额外的精神健康服务需求，有需要增加。
郭倩衡指出，当局以“治疗”主导精神健康政策，甚少提及注重“预防”的心理辅导服务。她解释，“‘辅导’的意思是给予意见及指引，不是等到市民出事时才作出支援。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政府（提供的服务）似乎是慢了点”，因而导致日常情绪受困的市民未能“病向浅中医”，至病情严重时才向精神科医生求助，但可能又因人手不足而拖延病情。
反修例运动下，市民的心理辅导需求上升，政府又未能提供相应服务，导致他们纷纷向坊间涌现的情绪支援组织求助。但郭倩衡提醒，心理辅导是一门专业，包含多元情绪治疗手法，民间的支援服务多数由自称是社工或拥心理辅导资格人士提供，未必有专业保障：“这些平台，例如Telegram group是不公开的，他说他正在读辅导或社工，怎么求证？”她担心，不专业的辅导或会为求助者带来负面影响，尤其是当求助者有自杀念头时，后果恐更为严重；再者，求助者不清楚服务提供者的身份，若求助时遇到不愉快经历，也欠缺投诉渠道。“我们明白大家想百花齐放，不同人士都想出一分力，但从公众教育的层面，我们也想教识大家分辨（有保证的心理辅导服务）。”
心理辅导虽是专业工作，本港目前没有政策监管，只设有自愿注册制度，让临床心理学家、教育心理学家、言语治疗师等医疗专业从业员取得“品牌认证”，但未有涵盖心理辅导从业员。郭倩衡建议当局参考台湾制订《心理师法》。1999年，台湾发生“9．21大地震”，引起大规模精神创伤和心理障碍，亟需心理辅导员协助灾后心灵重建工作，故促成当局就心理资讯与治疗专业从业员的应考资格、业务范围、违规罚则及实习制度等立法，以确保服务提供者的质素水平。郭倩衡表示，本港当下面对重大社会危机，所有光谱人士都承受心灵创伤，政府有必要尽早协助市民修复精神健康。
后方社工：无法辅己 遑论导人
心理辅导支援不足，为市民排忧解郁的重责，难免落在经常接触示威者的社工身上，他们除了在前线调停警民冲突，也在后方疏导市民情绪。香港社会工作者总工会（下称“社总”）社会事务部主任兼沙田区议员麦润培表示，虽然社会福利署有提供家庭情绪支援服务，但激烈冲突令市民对政府失去信心，不少人因而拒绝向体制内的机构求助，令民间社工负担沉重，“需要在理性与感性之间不断抽离，那是折磨。”然而，即使竭尽所能，社工也无力处理所有家庭冲突或情绪受困个案，“当你看见很多年轻人想自杀，而我们社工无力阻止的时候，不要说（为他人）情绪辅导，我们都无法辅导自己。”
“你是政府架构的人，针对政府的人怎会找政府机构求助？他怎确保你会不会‘笃灰’？已经没有信任的时候，怎会找你？”麦润培连番发问。鉴于社会对立严重、冲突一触即发，社总去年6月中成立“阵地社工”，于抗争现场疏导各方情绪，冀避免警民爆发大规模冲突，并为情绪激动的示威者提供即时心理辅导。麦润培说，社工会在冲突发生前争取时间，让警方及示威者冷静下来，“让他们想一想现在这种情绪是否ok、是否要继续。”
去年十一国庆后，冲突愈演愈烈，不少“阵地社工”成员被警方殴打或拘捕，社总继而再成立“48社工”，为被捕人士转介法律支援，并到警署疏导他们或家长的情绪。不过，麦润培指出，在社会壁垒分明的气氛下，社工的疏导工作愈来愈难做，“两边（警民）都到情绪爆炸点，互不信任，认为彼此无法沟通，一旦沟通就是做‘大台’。”一方面，示威者坚信自己理想宏大，目空一切；另一方面，受压警方不时情绪失控，主动挑衅在场人士，双方矛盾愈来愈深，仇恨情绪持续深化，“双方都有支矛攻击对方，要置对方于死地。”
社工最常处理的另一个问题是家庭冲突，但同样困难重重。以政见对立的家庭为例，不少年轻示威者因而被父母赶离家，社工需为他们寻找临时居所，并与父母进行调节，“深蓝的人会觉得社工一定是‘黄’，‘倾咩？无嘢好倾。’”麦润培又提到，去年暑假过后，团队收到的求助个案逐渐减少，可能因为市民情绪到达临界点，不再理会社工劝解，即社工的情绪疏导起不了太大作用，“市民的气场是灰的，其实人人都有情绪病。”他担心，政府若不能尽快挽回民心，“去到一个地步是，政府救不了我们，要我们（社会各界）救回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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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刊登于第198期《香港01》周报（2020年1月20日）《政策“不设防” 愁绪笼罩港人 “情绪疫情”爆发 民间独力难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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