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青看台湾：台绿能政策失经济自主权

数年前初到台湾，进出台湾的各个文青咖啡厅、独立书店场所，总会看到“反核，不要再有下一个福岛”的旗帜。但随着蔡英文当选总统，台湾在意识形态上进一步向西方倾斜，其中“废核绿能发展”即为一例，也成为近期台湾政治一个焦点议题。一时之间，对绿色能源的未来想像和环保主义者均处于狂喜状态。然而，最近正式出台的绿能政策却让人质疑这种欣欣向荣走向背后，台湾社会要为此选择付上沉重代价—延续“华盛顿共识”的自由开放政策，牺牲了社会能源的独立自主。

在应届联合国气候峰会上，瑞典少女、环保倡议者通贝里（Greta Thunberg）振振有词地痛斥各国政客在减碳政策上作为不足、“出卖下一代人的未来”的片段，成为了全球媒体的焦点。一时之间，“全球绿色新政”（Global Green New Deal）成为了联合国宣传的热门词汇，甚至连第三世界的非洲发展银行也高调提出“将沙漠转为太阳能发电农场”计划，为6,000万人提供电力，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更提出于2030年前全球集资一万亿美元发展绿能的计划。

在绿能成为全球热门议题之时，台湾的“离岸风场”计划近日也正式上线。可是，按台湾媒体《焦点事件》报道，在公布的十个“遴选风场”（2020至2024年）和四个“竞标风场”（2025年）之中，属于台湾公司（台电、上纬）的发电量仅占7%。93%的电力均由澳大利亚、德国、丹麦、加拿大、新加坡公司产出，并由台湾当局与其签订购电契约（Power Purchasing Agreement），由外国公司向台湾出售电力。之所以有这样的设计安排，是因为在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框架下，台湾“不得歧视外国投资者”，所以失去了重要战略性资源的经济自主。然而，台湾这个案例，只是新自由主义政策下一个缩影。

华盛顿共识下绿能沦为生意
回归到“全球绿色新政”的脉络，很多人以为这是美国当红女议员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所提出。但其实在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以后，联合国委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里茨（Joseph Stiglitz），带同全球经济精英组成“斯蒂格里茨委员会”，正式名字为“联合国国际货币与金融制度改革专家委员会”。在面对2008年危机后的改革工作，斯蒂格里茨委员会的全球精英提出“绿能新政”：以发展第三世界的绿能为主轴的产业政策，修复全球金融化的泡沫循环。

按前联合国经济及社会事务处助理秘书长Jomo KS的说法，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口头上答应了“斯蒂格里茨委员会”的建议，但要求他们先按兵不动，以免打草惊蛇，待2009年二十国集团（G20）峰会时由他本人来发表。但最终潘基文出卖了“斯蒂格里茨委员会”绿能新政的方案，G20集资21万亿美元当中的85%被用来为美国制造的经济泡沫“填数”，其说辞为“要解决绿能投资障碍，须先稳定市场的风险因素，因此必须先为美国市场注入大量资金”。

这种新自由主义色彩的美国中心主义，可说让今天绿能发展推迟了十年。让人遗憾的是，今年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报告》（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仍然在说十年前已经由专家们提出的绿能新政计划。可是，媒体都只让公众看见诸如少女通贝里狂飙痛哭的画面，而未有注意到专家们已经苦口婆心地说了十年。

亚洲四小龙的“先发负担”

在这个全球性“绿能沦为投资生意”的新自由主义趋势之下，台湾的绿能发展沦为国外资本分红、以技术优势榨取台湾海岸风能资源的尴尬局面，只不过是整个悲剧故事发展的其中一个缩影。让人感到讽刺的是，曾经以技术优势著称、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带领大陆技术发展的“亚洲四小龙”之一的台湾，在西方资本面前是如此不堪一击。

技术的落后导致无法独立自主，是台湾这种“先发经济”（相对于大陆的后发经济）所面对的“产业技术升级成本过高”关卡的一个通病。相较于大陆河北省从张家口一直到塞罕坝连绵不绝的风能农场所让人看到的绿能发展希望，台湾因为技术落后造成的能源不自主，只是让人看到新自由主义下小经济体发展停滞的绝望。

有关“产业技术升级成本过高”的问题，在整个台湾的基础建设领域中有无数例子。例如笔者曾经因工作到访较不富裕的苗栗市，看到的是一个“没有年轻人”的城市生态，因为凡大学毕业的年轻人都已经北漂到台北赚钱，剩下的是一个“中老年人城市”，以及大量外籍新娘和她们开的越南小馆。入住的旅馆也是脏乱不堪，卫生环境恶劣，让人感觉到这个地方一直停滞在八十年代的发展水平。可谓是一种相较于经济学所说“后发优势”的升级成本过高而停滞的“先发负担”。

两岸问题令台产业停滞不前

然而，在“欠缺发展”和“依赖西方技术”两个烂苹果之间，台湾的发展其实还有别的出路。像上述河北省的风能农场计划，在大陆之所以可以成立，是因为国家经济规划得宜，加上河北省钢铁产能过剩，在两个因素影响下才发生的结果。大陆有创意地利用了这个本来是负面的经济负担，发展成为让人充满希望的绿能计划。

为什么台湾当局不可以向大陆购入技术和钢材而自己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能源系统呢？说白了，还是因为两岸问题没有解决，台湾当局抵制大陆，无法好好利用大陆为整个区域带来的发展机遇。政治的问题演变成产业发展上的阻碍，不但让台湾的产业受苦，更加重了一般民众的电费负担。诸如非洲各国都懂得接受大陆的技术援助，大兴土木建立绿能产业，或是像埃塞俄比亚的复兴水坝般透过国内集资完成重要项目的建设，可是，台湾却因为对西方技术的依赖，走不出“欠缺发展”和“依赖西方”之间的困局。

有关非西方国家之间的技术合作这一说法，并非笔者忽发奇想，或是为中国的立场背书，而是第三世界在抗击西方技术垄断底下的一个长久传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来自地球南方的经济学家聚集于联合国七十七国集团（G77）大会上，提出“发展中国家技术合作”（Technical Cooperation among Developing Countries，TCDC），指出由北方国家发起的技术垄断是第三世界无法独立自主的关键，并提出应该以“技术互换”的方式来抵抗这一种搜挖天然资源的垄断。北方国家的回应是大幅度扩大“知识产权法案”（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的应用范围，以阻挠南方国家试图打破垄断。

这一段小小的历史，就是为什么非洲国家都会张开双臂接受中国提出的技术转移和基础建设方案，历史的根源早已经为这一政策措施达成了第三世界之间的共识：唯有实现真实经济上的独立自主，多边主义的政治共同体才能出现，并瓦解由单边主义建立起来的霸权秩序。这一种说法对中文读者来说无疑十分陌生，也不是媒体所传达的“中国形象”，但确实是世界正朝向的趋势。有关这个政治背景，笔者推荐Vijay Prashad的《The Poorer Nations》一书，当中剖析了联合国和G77、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历史。笔者也相信，唯有透过和第三世界历史上的相互参照，很多发生在台湾的问题才能找到出路。

台湾政治生态仍在冷战思维中

回到笔者亲身在台湾的经验，广泛的反核、绿能、反中等年轻人之间的意识形态之争，仍然还在历史的制约之下，以情绪化的“非此即彼”方式被提出。也因为视野被激烈的情感分化所局限，收窄了在公众领域上的讨论空间，时不时便提出强烈“亡国感”的煽动性言论。其实这都仍停留在冷战围堵政策的思维中，是强烈反中的“分而治之”这情感政治的一部份。

从香港人身份观看台湾再回望香港，其实事情不是也很接近吗？对中国的反抗导致我们无法理性从产业政策来看待陆港关系，并寻求经济上的公义和连带。这个说法无疑会挑动很多人的情绪，认为这是在为中国背书。可是，笔者并不否认中国内部和外部有种种问题的存在，但我们也不能看到这些问题，便以为这就是事实的全部。

像香港、台湾这些光辉一时的地方，背后同样也是被“华盛顿共识”和外资操纵等多重因素所影响。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应该要学会做到的就是“权衡”：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我们内部问题的多重制约，并且在更高的视野当中找回香港跟台湾、中国大陆，及至世界之间应该发生的关系。

上文刊登于第193期《香港01》周报（2019年12月16日）《港青看台湾：台绿能政策失经济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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