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青看台湾：23K的历史缘由

香港青年眼中的台湾是颇矛盾的，港青一方面向往台湾的生活质素，觉得没香港那么紧张，另一方面却常嘲讽台湾“23K”月薪的残酷社会真貌。其实台湾人对香港都抱有相近的臆想：觉得来自香港的人都是富裕的，另一方面又讶异于香港居住环境之落后。
撰文：黄杰

这些港台之间的互相投射，其实都说明了更大的事实：上世纪七十年代以降的“亚洲四小龙”、“亚洲奇迹”，其实远远没有经济方法论所言那么成功。那些现代化理论，未必能把握住从“低度开发”经历现代化的社会所特有的社会经济问题。回归现实，香港或台湾都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殖民主义的历史传统，以及因其而生的或扭曲或依赖的经济结构。

1971年秋，来自台湾的刘进庆花了整整七年的艰苦岁月，终于完成他在日本东京大学的博士论文。用他自己的语言说：“论文勉强付印之际，自己就像是被奴役的殖民地人民获得解放那般。”刘进庆这样比喻实不为过，因为其论文“台湾战后经济分析”，几乎是该领域的开山之作：自日殖时代结束以后，甚少关于台湾经济的研究出版，对上一本有关台湾经济的系统之作，已经是矢内原忠雄的《帝国主义下之台湾》（1929年）及川野重任的《台湾米谷经济论》（1941年）。

来自日本的“台湾禁书”

虽然面对资料匮乏的难题，远在东瀛的刘进庆仍为自己的南方家乡撰写了难得的论文。可是，在白色恐怖之下的台湾，这本书马上被蒋介石列为“禁书”。刘进庆亦因此被戴上了“红帽子”，遭吊销了护照，回不了自己的乡土。

刘进庆日后在该书的中文版翻译（由林书扬先生校订出版）写道：“我再三强调台湾研究之匮乏……是与台湾的研究环境长期被扭曲有关。在殖民地时代，台湾人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要研究台湾本身的政治经济问题，其条件是相当困难的。因此，导致台湾人自身对台湾的研究的荒芜与贫乏。不用说这是殖民地主义者用来蒙蔽民众眼睛的愚民政策所造成。”讽刺的是，摆脱殖民、光复以后的台湾，依然是采用相同的手段对待那些对日殖时期和美援时期的新/旧殖民主义稍有反思的知识份子，动不动就以“反共”之名将其噤声。

这很大程度是因为，披露台湾产业结构的系统分析，几乎就等于承认它还是一个殖民地性质社会的事实。对殖民地性质的社会来说，产业结构从来都是服膺于宗主国的商品需求。

产业史即（新）殖民史

矢内原教授在著作中说到，在台湾，甘蔗糖业的历史即殖民的历史。1894年，即割让台湾前一年，日本的砂糖消费量为400万担，惟其生产额只有约80万担（琉球、九州、四国、奄美大岛等地出产），全靠输入逾300万担以供应所需。所以，台湾割归日本统治，政府即关注台湾的砂糖供应量。历代总督剑及履及，为糖业苦心孤诣，亦属当然的结果。

按矢内原教授记载，自1900年起至1926年，台湾总督直接给与各制糖会社的补助总额为1,270万日圆，按今日的币值换算，当年的合计支出不下15亿美元。

刘进庆的论文披露，在1965年前，低度开发的台湾，其经济构造由日本殖民移植而来的资本主义体制及本地的传统体制这“双重经济”所构成，并由前者利用后者的层级性质产生一种掠夺性关系。这种“公私社会关系”的特殊构成，就是台湾经济的本质。“换言之，以公家生产关系为基础的公业支配部门（公营企业、米糖农业、军事财政）视为传统、半封建体制；以私人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私业支配部门（民营企业）视为资本主义、殖民地体制。”这种延续了殖民地替宗主国提供原材料为主要目的的“公私社会关系”，掠夺了台湾一般市民的生计。

刘进庆的分析是针对截至1965年的台湾经济状况，显示出白色恐怖时代前期台湾的发展，几乎只是殖民主义的经济结构的延续。他特别关注基层生活的真实状况，引述明特（H. Myint）的观点指出，许多低度开发国家个人平均所得的数据其实相当粗糙，误差幅度大，而现代化经济学理论的统计方法，并不能展示真正贫穷水准。

台湾与印尼成廉价工厂

时至1967年，由美国策动的军事政变推翻印尼的苏卡诺政权（万隆会议的主办国），于同年11月举行“印尼投资会议”正式确立东南亚的全面资本主义化，也完成了美国反共“围堵政策”的包拢阵势。

此时，日本及其“亚洲发展银行”的声势壮大起来，正式开始对包括台湾的东南亚国家宣布新一波的投资，准备经济上对前殖民地大举收官，把自己的工厂设立在各个前殖民地上，利用他国的廉价劳工让自己跻身发达国家之列。印尼“1．15事件”（Peristiwa Malari）便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发生了印尼学生反对日资的大规模暴动。

由于台湾的特殊“公私社会关系”，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是全面性的白色恐怖状态，所以日资设厂的目标和党国机器合谋，社会没有太大的反抗，并顺利地完成了工业化过渡，也就是现代经济学语境下所谓“国家主导发展”（Developmental State）的“成功模型”。

在国家与资本的合作下，曾在高雄活跃的日本工厂或新竹科学园区为发达国家提供电子产品的组装零件，便是那时期发展的标志。

客观地说，这时期的经济发展，的确为台湾带来不少利益，如基本工资由1968年的每月150港元升至1990年约1,500港元。及后，中国大陆对外开放，1992年前后大量台资进军内地，也曾让不少人“一夜暴富”。社会经济愈是和世界资本主义接轨，其依赖性亦变得愈为严重。

由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亚洲奇迹”，实际上是依赖美、日为主导的工业化，这种发展模式大大削弱了东南亚在金融上的独立自主，并成为“依赖经济体”。

金融风暴重创台湾经济

著名马来西亚经济学家、前联合国经济社会事务处助理秘书长Jomo KS称，所谓“亚洲奇迹”很大可能只是“亚洲纸老虎”，由日圆充当美元的中介，对亚洲经济的深层渗透。最终，1997年的金融风暴重创东南亚经济，奇迹之泡沫一夜爆破。的确，自1997年以来到2007年，台湾人的基本工资几乎未有上涨，整体发展停滞不前。

然而，这就是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难题：有些看似发展不错的国家，其实是在牺牲建立于传统社会关系的独立自主形态，进而转向依赖型的经济体。而在依赖型的结构底下，韩农台农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时被牺牲，只不过是这个体制设计的沙盘推演。或是，在经历了好一段时期的经济增长后，部份国家因大幅依赖华尔街的金融体系而发生危机，进而被全面收割十多二十年来累积的经济成果。

在这个形势之下，台湾的工业化实际上面对利润减少，以及过度依赖美日公司作为零件组装或供应商的问题。所以，1989年引进印尼移工的专案，以及蔡英文政府的新南向政策，在这个脉络下就比较易理解。台湾工资不断上涨之际，党国资本合谋，找寻更低廉的劳动力，并形成庞大中介剥削体系，几乎相等于“现代奴隶体制”。台湾国际劳工协会将于本月出版有关移工仲介的故事书，当中搜集了15个惊人案例，说明了中介的严重剥削性，其中包括收取高额仲介费来骗取移工长期付出低廉劳动力。

多边区域融合　可作经济防御

1997年的十年以后，台湾经济开始缓慢复苏，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社会主义的中国崛起，对整个区域产生幅射影响。此外，“清迈基金协议”等多边协定，以区域合作取代美日元为主导的金融政策，成立货币互换平台（SWAP），摆脱东南亚经济体的依赖性质。

在这个逻辑下，有别于台湾模拟“亚洲发展银行”的投资模式的新南向政策，主动和别国的发展议程（developmental agenda）合作，例如印尼的全球海洋支点计划，摆脱依赖型经济的性质，或许，只有这样，台湾才能摆脱只服务一小撮党国机器的“23K”穷忙型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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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自第191期《香港01》周报（2019年12月2日）《港青看台湾：23K的历史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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