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青看台湾：共同殖民史促成台韩互通性
现在坊间很多关于“港台共同体”的说法，其实都是基于香港人自己对亚洲政略事务的投射，或只是某种汉民族或汉文字中心的臆想。从台湾历史看来，这些说法其实都没有恰当的现实基础。这不是否认港台在冷战时期曾有过的种种联系事迹，而是在二十世纪中，跟台湾拥有共同殖民史、恐怖政治史的韩国，才是真正意义下跟台湾历史可比的“参照点”，甚至是“历史共同体”。作为从外部与内部观察台湾的港青，笔者认为理解韩国和台湾在殖民史、政治史上的共通性，才是理解今天台湾政局的关键。
1989年，以“反共”之名行使的“白色恐怖”政治将临终结之时，一对韩国兄弟的事迹经日本人介绍下传入台湾，震动了当时的台湾文化界：他们就是在国际上知名的韩国兄弟政治犯—徐胜、徐俊植。1994年，徐胜亲笔著述的《狱中十九年：韩国政治犯的斗争》日文版推出（中文翻译版本于2017年出版），徐胜本人亦受邀访台，虽然该书已详细地披露了两兄弟的事迹，但对于当时因恐怖政治和消息封锁的台湾人来说，这毋疑是一个相当难得的机会，让岛内受尽刑狱之苦的政治犯能够一睹邻近地区受到相同苦楚的人的遭遇，并以共同接受过的历史悲运为出发点互相交流。
接待徐胜这位“韩国友人”的是在台湾受刑最久、足足三十四年七个月的林书扬先生，他在为徐胜安排的“日帝侵亚一百年，与亚洲民族解放五十年”报告会上特别说到：“台湾与韩国之间，一般意义上的‘国情’的差异不少。但在基本的社会结构和政权的根本体质方面来说，两者具有相当多的类似点。尤其两者都曾经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直接受害者，在二次世界大战后也继续受其余毒，被迫分担民族分裂国土分断的痛苦现实……更是背负着同一种时代悲运。”
历史的真实不只是口号
然而，背负着这些沉重历史的都是活生生的人，而不只是一些政治术语或是法学概念。所以要理解台韩的历史共同性，需要从人物的故事出发。而在这里有一件趣事可说。引述台湾著名作家蓝博洲的话：在另一次台韩政治犯交流会上，主持人为了突显林书扬先生在牢狱中所承受的铁窗岁月之漫长，不禁问到席下韩国人，有多少人是坐了三十年以上的牢狱。令台湾人意想不到的是，竟然还有好一群人举手！
从这个简短但象征意义无比沉重的交流之中，足见“台韩历史共通性”不是什么学院或是政客为了自己的受众需求而堆砌出来的“说法”而已，而是燃烧着不计其数、脸容未被史书所记载的整个青春、甚至是整个人生的艰苦经历。正是这些把牢狱的石屎地板也坐穿了的“政治犯”的存在，才有台韩被制造出来的“共同记忆”。用林书扬的话说：“不论韩国数度交替了的政权或台湾的长期垄断政权，都具有来自历史反动性格的恒存的潜在危机，和意图掩护政权的脆弱性的、手段上的暴虐性。这一点甚至不止于韩国、台湾如此。”
对一名从岛内岛外观察、学习和爱慕着台湾的港青来说，历史真实之沉重，不应该只是被廉价的政治宣传口号（如什么“港台一体”）所轻易代表。亚洲族群所背负的历史问题，也不是用摔开、割断，甚至是遗忘的方式能够解决的。例如民进党的国家工程—国家人权博物馆—尝试把白色恐怖的问题塑造为西方廉价口号的“人权”问题，只敢谈“冤假错案”，而不去正视历史片段中打着反共旗号的恶行，这并不是正面面对历史！只有苦撑下去说出这些历史，这样的态度才是承担了时代良心。
又例如至1994年“徐林之会”为止，韩国的金善明已经被韩国政府单独囚禁四十四年了，而韩国政府迟迟不肯释放金善明的原因，竟然只是因为他不愿“转向”—即承认自己过去的思想是错误的。可见这些政治问题、历史包袱，是当权者亟欲逃避的问题。
认识反共恐怖政治本质
然而，像林书扬、徐氏兄弟、金善明这样的个案，身在香港的我们因为没有共同历史背景，往往会简单地理解为惨案悲剧。可是，在台韩的语境底下，这是一宗很有针对性和系统性的历史事件：1953年韩战结束，民族正式分断，时任韩国总统李承晚以“肃清境内的朝鲜间谍”和“潜在的朝鲜同情者”为由，进行了高压恐怖的国内安全政策，而这和上世纪五十年代台湾蒋介石政权以反共为由发动的白色恐怖政治是没有两样的，两者其实说白了，就是为了反共。
徐氏兄弟是在日本出生的韩侨，家境贫困。凭着努力用功，徐胜考上了东京教育大学文学部，徐俊植在1967于京都桂高校毕业后回韩留学。1968年，徐俊植进了汉城大学法科；徐胜于毕业后亦回韩，翌年亦进了汉城大学社会学研究所。1971年，两兄弟因其日本韩侨留学生的身份，被检察官控以“浸透学园间谍”，最终分别坐了十九及十七年牢狱。这种明明是知识分子、国家栋梁，却因反共政治整肃而受尽牢狱之苦，甚至绝食自焚的例子，在台韩两地比比皆是。而只有把这两个地方发生的事并置在一起看，才会看清这就是东亚有系统的反共恐怖政治之本质，绝非什么偶然事件。今天，台韩都企图“去政治化”，把这些问题看成是单纯的“人权”问题，其实是“践踏历史”的做法，当中的反共恐共本质依然没变。
1989年，林书扬渡日，彼时徐胜还在狱中，徐俊植虽已获释，却坚持不肯“转向”（认罪），继续在韩国遭到软禁。徐家四男徐京植因未有赴韩，幸能免难。徐京植于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毕业，一直研究韩国民族史，特别是殖民地受难史，每成一书都会寄给林书扬，足见台韩此番连结背后深厚的情份。1994年夏天，徐胜回日，看到林书扬寄去关于台湾五十年代白色恐怖的种种录影带后心情激动，便下决心访台。这份情谊，超越个人，是共同历史的映照下才会产生的“陌生而相识”的感觉。用林书扬的文字说：“十九年牢龄的韩国政治良心犯，和三十四年坐监经验的台湾政治犯，同为本世纪后进资本主义政法体系的悖理性，和各自的民族历史造成的分裂难局而受害，曾经埋没了我们一长段青春岁月在铁窗的局促小天地。”字写得很轻松，更显历史之沉重。
殖民主义才是问题核心
平心而论，即使在影响全球（主要是美国及其在二战、韩战间确立的全球反共体系）的反共潮流推波助澜底下，要达成如台韩这样的白色恐怖政权，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那就是说，在美国意图控制地区的社会结构，尤其是其间的权力关系和特色下，有某些因素必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才会成就白色恐怖政权。而这就触及了台韩共通性的第二个历史片段—共同被日本殖民的历史。
虽然说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败使其曾经殖民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独立起来，但其实事情远远没有那么简单，并不是说日本殖民者走了，日本就失去了对台湾社会或是韩国社会的影响或控制力。而这关乎于美国在日本战败以后对日本在亚洲管治的政策。在一份最近才被解封、名为《对日政策备忘录》的文件当中，可以找到答案。这份文件由哈佛大学日本研究学系创办人、日本出生的传教士之子、曾于1961年至1966年担任美国驻日大使的埃德温．赖肖尔（Edwin Oldfather Reischauer）为时任美国总统所写的。
《备忘录》中提到，美国认为要有效接管亚洲事务，是一件庞大得不可能的工程。因此，赖肖尔建议允许日本战后仍然保留天皇制度，以方便其作为美国在亚太政治的代理人，而代价则是继续允许日本充当亚洲区域的（经济和组织上的）殖民者，从而让美国可以多方面地控制所有前日本殖民地。在1996年解封的另一份《备忘录》之中，甚至提到了赖肖尔有意在冲绳建立核武基地，充分见到当时美国操纵日本及亚洲区域的野心。
由此看见，殖民地现代化这个悲剧性格的课题，同时在东北亚延续至后殖民时代，在美国的认可和日本殖民地原先设立的制度之下，才得以成就白色恐怖的杀人政权。这就是为什么诸如陈光兴、延光锡等拥有台韩两地思维的当代台湾学者，都纷纷将台韩建立成为一个相互参照的体系。这是因为，台韩之间的互通性并不只是抽象的理论建构，而是从殖民（扭曲）现代化延伸至跟随美国反共的白色恐怖政权的共同体。
黄杰
1991年生，旅台香港作家
曾在台湾国立交通大学第三世界行动计划任职
经常随台湾辜金良文化基金会于两岸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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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自第190期《香港01》周报（2019年11月26日）《港青看台湾：共同殖民史促成台韩互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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