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深层次改革、和解与特赦 三管齐下化解冲突
这个夏天的香港，人人燥热难安。自6月以来，随着社会冲突持续升级，人际、群体之间的歧见和撕裂日趋严峻，政府威信尽失，社会极端情绪急剧膨胀，警察成为出气袋。如今恐怕无人否认，撕裂背后是长期积累的民怨的彻底爆发，政府自身也终于意识到香港社会存在着深层次矛盾。大破后谋求大立，《香港01》一直致力拆解香港社会的深层次结构矛盾，希望与社会上下一起谋求共识，大胆对症下药，推动改革，消除社会不公，使香港真正转型为人人安居乐业、可以持续发展的繁华都会。我们相信，政府和社会各界若能化危为机，看清问题的表征及其底下的深层次结构矛盾，推动全面而彻底改革，香港方有望重焕生机。就此，《香港01》倡议政府审时度势，成立“冲突检讨委员会”、“深层次改革委员会”及“特赦与和解委员会”，平息民怨、停止耗损，让社会聚焦于改革，助香港重生。
成立三个委员会的建议，既可以让政府向社会展示决心，并非闭门造车地解决危机后的余波；另一方面，此等建议以三大原则为基础，包括同时（一）正视近因及远因，两者均处理；（二）恪守法治原则，在香港法律体制的框架之内，及（三）做法要情理兼备，以促进社会和解、走出仇恨为目标。
即时成立：冲突检讨委员会
这场风波有其深层次的远因，诸如经济、政制问题等，但之所以愈烧愈烈，没有降温的趋势，亦在诉示威者和警察之间的冲突不息，滋长仇恨。持续逾两个月的耗损和撕裂，亦令社会整体一同赔上代价，故此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乃当务之急。
然而，“独立调查委员会”并不能狭义地理解，例如只针对警察执法的问题。要真正解决问题，调查委员会必须是广义的，要针对近因、远因等对症下药。在近因方面，政府应该依照《调查委员会条例》，成立一个“冲突检讨委员会”，检讨范围包括风波直接成因，当中涉及政府处理修例的种种误判及促使冲突持续恶化的种种问题，也要详查多场警民冲突的成因及双方责任。委员会可由法官或退休法官主持，甚至多于一位，如2007年教院事件由两名委员负责，增加其公信力。
必须强调的是，根据条例第12(2)条，这个法定委员会的证据不会用作检控之用，证人不会因此负上法律责任。故此，调查虽然无可避免碰及警察执法问题，还有示威者的违法行为，但这不是一个“秋后算帐”或“清算”的工作，绝非针对个别警员或示威者，而是还原冲突真相，并提出改革警队的建议。
当社会冲突持续不息时，成立“冲突检讨委员会”可以正面回应民怨，为重建政府与社会、警民互信创造基础。这亦是当下社会上对纾解乱局的最大公约数。委员会约莫可在半年至九个月完成调查，并向特首提交报告。在这期间，警方虽然可以继续搜证及拘捕涉嫌违法的示威者，但律政司可以先暂缓检控。
暂缓检控，并非贸然撤销检控，而是社会众目可睽，连场冲突中示威者和警察双方都有责任，当局若以公众利益为大前提，暂缓检控工作，可让社会情绪即时降温。待委员会完成检讨报告后，可以公众利益和司法正义为考虑因素，建议律政司应该恢复检控程序，抑或有其他安排可考虑。律政司届时可以更全面、法理情兼备地作出决定。
虽然部份人会认为，违了法就必须依法处置，但其实根据《刑事程序条例》第15（1）条，律政司“为了社会公正”，“并非一定需要检控任何被控人”。律政司的《检控守则》亦列明，检控与否的决定须考虑公众利益。始终在法理上，律政司是代表社会整体的检控，顾及社会利益及公义，乃法理情兼备之做法。
同步展开：深层次改革委员会
当政府宣布成立“冲突检讨委员会”，甚至律政司暂缓相关检控工作后，可让占社会主体的“和理非”看见当局诚意，缓和社会气氛。这时候，政府便可宣布成立“深层次改革委员会”，着手推动及落实各项根治深层次结构问题的改革，正如“六七暴动”后政府全面及彻底地检讨管治问题和社会结构矛盾那样。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即使能够一时间平息街头怒火，长远而言帮助不大。这次修例引发的风波暴露出多个问题，“深层次改革委员会”不只要关注表象，更要找出深层次的问题根源。香港社会百病丛生，病因其实早已众所周知，解决土地及房屋问题更是社会最大共识，曾经的“土地大辩论”构建了一部份改革基础，应该在此之上继续深化。当局可采纳早前已提出、切实可行的中短期方案，包括全面收回粉岭高球场与收回新界闲置农地。10月的年度《施政报告》将会是一个适合的契机作为起步点，政府若能提出遏抑病情的急方，让各界看见这个政府仍有魄力及管治意志，对重建社会信心将有很大帮助。
具体而言，“深层次改革委员会”的检讨范围将会涵盖经济、政治、社会治理等多方面。归根究柢，社会民怨积聚的根本是由于政府奉行所谓的自由放任经济模式，造成社会分配不公、贫富悬殊与产业结构失冲的种种经济结构顽疾。特别是房屋问题若能得到解决，可以先为“安居乐业”扎稳根基。政府亟须树立全面领导社会前行的战略思维，“深层次改革委员会”作用正在于为此凝聚更广大共识、制订蓝图并促成政府果断落实。
在管治方面，这次修例突显出行政会议未能掌握民情，政府以立法会“数够票”的思维施政；在政制方面，民意对政制改革的需要殷切，政府必须更具创意地审视政制的下一步。凡此种种，涉及的范畴及议题多而复杂，所以这个负责解开社会深层次结构矛盾的委员会，须由不同界别人士组成，包括政治和经济学者、社会贤达，甚至前高官、资深议员等。考虑其调查范围及规模，预料“深层次改革委员会”需要一年时间方能完成报告，并为政府提出各项改革措施，全方位根治“香港病”。一年后，现届政府尚有两年任期，不是没有时间逐步落实委员会的建议。这场回归以来，甚至可能是四十多年来最彻底的一场改革能否成功，视乎政府能否摆脱以往咨询只为门面功夫的弊习，真正大刀阔斧。
最后一步：特赦与和解委员会
这次因修例风波触发的冲突，大批示威者被捕及被起诉，不少市民对此感到沮丧。然而，若律政司在持平考虑各项因素后认同要检控示威者，那便是应做之事。法治精神的其中一个元素，不就是没有人能超然于法律之上吗？违法者须为其行为承担责任。不过，示威者的犯罪背景不一，参与程度不一，罪责应可差别对待，参与严重暴力的人恐怕难逃法律制裁，其余人则可本着“大和解”原则网开一面。
事实上，罪与罚向来是两个概念。犯事者要在法庭上公平公正地接受裁决，那是罪成与否的事；但即或罪成，他们应该受何种刑罚，却有不少求情因素需要考虑。《基本法》第48（12）条规定，特首可以赦免或减轻刑事罪犯的刑罚。故此，在完成司法程序后，特首可以社会复和为大原则赦免刑罚，消弭示威者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复仇情绪。此举能够有说服力地向社会展示，“大和解”不是空洞的政治口号，政府有心与社会特别是年轻人修补关系。
目前香港已有法定成立的长期监禁刑罚覆核委员会，就应否宽免判刑十年或以上人士的刑罚向提交特首建议。可见特首运用特赦权力时，可有制度地参考专家建议。特首可参考此委员会，成立由法官、法律学者、心理学者、社会贤达等组成的“特赦与和解委员会”，检视在修例风波中违法罪成人士的背景、动机和刑罚，以及对自己的犯罪有否愧疚，并向特首建议是否赦免或减轻刑罚。
这个夏天香港爆发了一场触目惊心的示威浪潮，绝非无因。其中一个中期因素，便是2014年的占中运动及2016年的旺角骚乱处理不当，政府除了检控滋事者、以为能起阻吓作用外，没有正视社会深层次问题，民怨累积以致2019年之果。从暴动被告中大部份乃19至24岁可见，年轻一代对政府的怨气非常大。即使雷厉执法及检控能够平息一时民怨，却葬送了与年轻一代的关系，终究会造成社会危机。唯有视社会团结与和解为终极目标，消弭复仇情绪，才能重新孕育香港社会的共同精神，在这一仗后继续走下去。
上文刊载于第176期《香港01》周报（2019年8月19日）《三管齐下化解冲突 推动深层改革 和解与特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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