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民生脱钩的政治性罢工 为何能在香港发生？
“以政治性罢工来看，要造成冲击的对象应该是香港的大地产商，还有金融资本家，因为它们是现在港府真正服务的对象，如果他们痛到觉得要跟港府施压，那整个策略就是成功的，但因为当天的资讯有点失焦，现在很难看出罢工影响多大的经济情况、影响到的是不是那些大资本，所以很难说罢工者的能量有多少。”台湾世新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教授陈信行指出，经济性罢工与政治性罢工的差异在于，经济性罢工中劳工所能带给老板的损失容易量化，老板可以在损失与答应劳工诉求间作出舍取，但政治因素则难以用简单的数字衡量。
承接上文：对经济民生的失望不满 为何促使他罢工争取“真普选”？
“一个工厂老板知道每天可以出100个货柜，结果罢工后只出了50个，那他很清楚知道罢工的损失是50个货柜，这50个货柜的收益跟劳工诉求间的利益得失可以计算，但在政治性罢工的场合，第一个问题是这个政府的老板是谁？当政者在意的又是什么？罢工对政府的损失跟诉求间孰轻孰重？这就不是单纯的数字问题。”此一说法或许也符合了梁先生所说，与警察冲突是“挑错了对象”，因为警察的执勤困难或受伤与否，显然不会是港府最在意的因素，而采取“不合作运动”等阻碍他人上班的方式，影响到的究竟是真正操控香港经济命脉的既得利益者、或者仅是一般的中小企业及仅求糊口的普罗大众，又是否会让港府真正“感觉到痛”？都是疑问。
此外，陈信行提到，罢工通常有一个妥协的过程，几乎没有资方会全然接受劳方的条件，但在香港今日“无大台”的局面下，香港政府面临找不到谈判对象、双方也无从妥协的窘境。
“因为经济性罢工要求的是工人的共同经济利益，他不希望公司倒掉，不会弄成你死我活的局面，这种情况下就会牵涉到很多妥协，而妥协需要一个还算严密的民主组织，代表全体罢工者与资方进行谈判，因为资方不可能原封不动的接受劳方的要求。但现在的情况是政府找不到人谈判，大概也没有人敢说自己代表所有示威者，林郑月娥如果说五个诉求我答应三个，另外两个不做，这样是不是可以接受的？没有人敢保证，这是蛮麻烦的情况。”他提到，如果有些党派或组织能代表整场运动进行谈判，至少还能互相探知对方底线、在什么条件下可以收尾，但目前双方缺少讨论及对话平台，罢工效果如何也难以得知，也是无大台模式下的一种缺憾。“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当政治性罢工脱离对经济民生诉求时，政治性罢工其实难以发生，在台湾我们就能看到相关经验。”陈信行补充。以2006年时红衫军的“倒扁”行动为例，时任台湾总统陈水扁身陷多宗贪污弊案，引发民众强烈不满，除了聚集超过30万人集会要求陈水扁辞职下台之外，亦有人呼吁以发起政治性罢工的方式，为反贪腐运动加温。
然而，政治性罢工的想法甫一提出便引起了多方争论，尤其工会人士对此种罢工手法提出不少批判，认为政治性罢工所针对的通常是影响经济与社会深远的重大政策，才能使罢工目的与政治性罢工的非常手段相符合。且发起罢工有严格的法定程序，在现行法令排除纯政治罢工理由的情况下，若倒扁行动无法与劳工权益、社会财富分配等重大政策连结，贸然动员罢工只会让劳工承受失去工作的风险，无助于改善其生活条件，而这场罢工行动也在各方质疑下无疾而终。“因为群众的愤怒是对政府，不是对自己老板，但罢工是对老板造成伤害。如果示威者今天有仇的是老板，那罢工是理所当然，如果今天我们有仇的是政府，在逻辑上就会有点不通。”陈信行续指，罢工冲击的是经济秩序，而非政治秩序，如果大家对经济秩序没有太多反感时，政治罢工就难以成功。2006年倒扁时，多数抗议者反对的是扁政府与民进党，而非政治体制，更非针对台湾的经济状况。“当然你可以说中间有间接关系，因为扁政府施政不好所以经济不好，造成民众出来抗议，但当时多数群众不是这样看，他们是很针对性地要求贪污的民选总统下台，那民众就不会把他们的愤怒要老板来承担，罢工就注定不会成功。”陈信行说，有些团体派别自古以来都是这样，每次遇到政治矛盾时就会喊要政治性罢工，事实上连经济性罢工都要经过非常痛苦、严密的讨论折中，还有一大堆组织工作才有可能达成，政治性罢工绝非喊一喊就会一呼百应。
政治口号背后隐含对经济秩序不满若从上述说法推论，香港8月5日的罢工不论是何种口号或诉求，都是纯粹从政治问题衍生而来，未对经济民生问题提出任何要求，照理说应该无法成功动员号召，为何仍有近35万人响应？“这就是有意思的地方，这显示出参与罢工的示威者心中，他们每天上班所服务的经济秩序，一定程度上跟他们抗议的政治权威是同谋的，跟政府是同一挂的，所以才觉得对林郑月娥的愤怒让老板来承担，是他们可以接受的事。”陈信行指出，就算罢工会影响到经济，但很多人心里觉得楼价高到我买不起，就算香港的经济再繁荣，跟我又有什么关联？现行经济体制只有利于特定群体，而这高度经济不平等是港府政策种下的恶果，经过这样一连串的连结，示威者才有可能以罢工的方式进行抗议。陈信行又提到1925年的省港大罢工，当时虽然以华人团结对抗英国作为民族号召，但背后仍然把香港的经济运作与英国的权威，以及中国被帝国主义欺压、剥削的状况相连结，由于政治与经济秩序的相关联，所以在经济上惩罚某个阶层，也符合罢工者对政治上的诉求。
“为什么这些经济诉求在‘8．5罢工’中看不到，可能大家潜意识里没有深刻认识到这个连结，也可能大家习惯挂在嘴边的本来就是自由、民主、人权、普世价值等政治语言，所以心里对这个经济秩序有反感，但没有适当的说法统整。另外一个原因在于，其实那些是共产党的语言嘛。”陈信行笑说，整个20世纪各国的抗争中，谈政治与经济上压迫最为成熟的，就是以共产党为代表的左派话语，今天示威者抗议的对象，某层面也是冲着共产党而来，拿抗争对象的话语来反对他，站在抗争者的情感上可能难以接受，也觉得不是属于他们的语言。陈信行提醒，在经济性罢工中最常见的情况，就是罢工者对罢工期间还上班的“工贼”，比对老板更加愤怒，因为罢工时仍选择上班的员工一定能获得更优渥的待遇，即使未来成功争取到福利，老板也会让他们搭便车，在罢工者心里看来就相当不是滋味。“这个现象很容易被老板利用，拿来丑化罢工者，因为罢工者要找人吵架时不容易找到董事长，他一定是跟上班员工吵，一言不合可能就打起来了，一动手老板就可说罢工者都是有问题的、暴力的，这在全世界的罢工多少都会发生，政治性罢工一样会面临这种问题。”他指示威者呼吁“不割席、不笃灰”，也是在预防被分化，但要怎么做到不被分化的同时，彼此间还能对过于激进的做法提出建议，而不是搞到自己人都不能谈事情，中间的分寸便很难拿捏。
陈信行最后指出，政治性罢工要能持续成功，重点在是否能够将经济与政治要求连结。他乐观地期望香港人在经过一次政治性罢工后，返工时能想到职场或生活所面临的状况，进而在劳资关系与争取权益上更趋成熟，那这次的罢工也许就深具意义。其实不论体制民主与否，政治的意义从来都不是“换人头、换个人当”就能够轻易解决，陈信行提出台湾政治性罢工之所以困难的原因也在于，不论蓝绿两党谁执政、谁在野，对于政治经济问题的观点其实并没有明显差异，但政治运动的目的在于检讨与省思与民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整体政经体制。香港示威者除了争取表面的五大诉求之外，若果能够因此从中思考整个政治经济体制加诸于民众身上的桎梏，又如何借由所争取的诉求解决更深层的社会结构矛盾，或许更能体现罢工所欲达成的目的。
上文节录自第175期《香港01》周报（2019年8月12日）《“8．5罢工”背后 除了政治还带出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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