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压力．一】做到崩溃是常事　现职老师：不要妄想学校会帮你

一个开放进步的社会，谈论教育制度的局限，学校的管理本应不是敏感题材。传媒报道相关议题时，愿意挺身而出接受访问的老师往往打扮得如同被通缉的犯人，不是套着衣不称身外套，就是戴上口罩。他们不约而同说，教育界是封闭保守的世界，站在正义角度说话，不一定得到掌声，反而会被当成滋事份子而饭碗不保─然而，穿过重重黑影去看镜头背后的这些人，他们只是一班西裤熨贴、裙子过膝、白衬衣下永远穿着内衬的普通中小学老师，愿望仅是教好学生。许多人说，香港教育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年轻生命坠落似星，老师接连不堪压力轻生。灾难永远不止一位受害人，2004年，教改推行约四年，有指教师成为改革最大受害者。同年，香港教育学院研究及国际合作中心综合调查发现，教师当中一万至两万人患上情绪病，2,000至2,500名教师有自杀倾向，逾九成教师认为教育改革为他们带来压力……（此为老师压力系列之一）

周末下午，阿凝（化名）带我们去她家，一边行走一边漫无边际地聊天。她的眼神坚定，但底下的黑眼圈却泄露了疲态，声音有点沙哑，原来前一天她刚带完历奇训练营，玩攀岩、高空游绳，学生玩得尽兴，她则一身疲惫。“年纪再大一点，我想像唔到遇上这种要吊上吊落的活动，仲能唔能够参加。”青春都耗在教育工作上，她好像从没停下来过。

阿凝很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中学时喜欢上文学，大学时修读中文，毕业后投身教育前线，希望将自己对文学的热爱传授下一代。学院老师常言，要用爱去感化学生，又说只要教书教得好，学生就会听书。第一年教书，她被学生侮辱，被骂“八婆”，回到屋企便喊，原来许多事不是一个爱字便能解决。学生上堂放飞自我，与老师争夺课室的控制权，她逼迫自己学会坚强，原来教书教得好并不足够，许多时候更要有一点手段。

八年来，每天迎着晨光出门，走出校园已是黄昏，回到家累得什么都不想做，有时趴在梳化上睡着了，天未光起来洗个澡再出门。工作一年比一年多，两年前的一天，她的脑袋好像失灵了，工作像跑马灯般一直闪过，一出门只想返屋企，觉得24小时都不够用。“我已经游走于抑郁的边缘，如果再陷下去，一定会有抑郁。”她如此说。

坐在旁边的阿诚（化名），默默点头。两人都是老师，三十出头，结婚两年多，想过生小朋友，但有返工冇放工，“都系得个讲字”，阿诚望着眼前凌乱的客厅轻叹。家里空间不大，桌上的书堆成小山，地上放着手袋背包和好几袋旧物。唯一的房间也是杂物处处，床上是一片衣服海，阿凝解释：“之前晾在客厅，但你们来，就搬入房。”就像小朋友将东西收起来当作不存在似的。房子虽乱，她强调有做基本清洁，坚持在我们来之前吸一次尘。

教学挑战多 期望落差大

身边有不少老师朋友，每次见面总是分享学校的奇人奇事。有些是校长难缠，叫老师“美化”楼梯底的天花板，又要求他们在几日内筹办展览；有些是查簿、观课多，每次查簿都查得极细致，连改簿格式都要统一；有些学校为提升形象，搞海量活动，老师周末都要带活动，放假便带交流团，常常累得不似人形；亦有麻烦家长常常“追击”老师，一个电话分分钟讲上一个钟。最夸张的是，有朋友压力大得每天返学前都会呕，放学后全身起“风癞”，持续近半年，最后受不了辞职休息一年。许多年后他还是会提起这段经历，说那是一间地狱学校。

“每间学校的文化、办学理念、背景都不一样，以致不同学校会出现不同的情况。”阿凝说。他们在入行前已知行业生态差，而新手老师面对课业、教学等挑战，期望落差大，更是容易被触动。她入行那年，恰逢旧学制过度至三三四之际，教师需求大，工作量也大。入职第一年，她被安排教中文、中史、普通话，中文教中一、中三、中四，中史教中二，普通话教中一、中三，牵涉七个班级，每天单是备课便要花好几个小时。学生操行差，讲粗口、丢东西、推翻台面是常事，每天上课要花许多时间处理秩序，教学进度落后了，压力随之而来。“我第一年教书教得很不开心，但之后慢慢习惯了。当然也有老师被困扰得不能自拔，你想想，被学生闹两个星期，日日闹你八婆，日日在你面前扔东西，你每堂课都上不了，每天都因为这些事找支援老师，你会不会崩溃？”

课外活动多　一人兼多职

一年后，她转到另一间学校，学生秩序改善了，但课外活动极多，一人要身兼多职。她既是班主任，又是普通话组主任，训导组副主任，更常常要带课外活动，有时会不禁问：“究竟是一开始有这么多岗位、要做这么多工作，还是大家觉得你做得几好，才让你做那么多呢？”能者多劳，真不公平。表面上训导老师管理秩序、处理学生操行，但她要带风纪队，要安排训练营，“这些本来是课外活动组做的，但课外活动组又会觉得他们是帮大家统筹及规划全校的课外活动，是行政工作，实际执行要全部老师分来做。”

学校要收生嘛，又不能以成绩招到学生，只能用活动吸引家长，好似好开心，又多活动又有交流团，读书又不太差，傻啦，玩得多成绩自然会差。每个人的容量都有限，又要读书又要体验，是不可能做到的。等同你要我教书，但又要搞好一个活动，我的时间是应该拿去搞活动还是教书？

到底一间学校可以搞多少活动？以一日计算，星期一至星期四，放学后有各类体育、音乐、朗诵训练、补课补底班，偶有交流团接待等；逢星期五下午，许多学校都安排其他学习体验活动，譬如做义工、搞讲座、宗教分享、制服团队练习等。“假若学校有60个老师，每两至三个老师负责一个活动，一星期可以有30个活动，而星期五平均有10个活动同步进行。”

老师这时便化身为活动统筹员，三、四个月前开始物色机构、报价，活动开始前三个星期跟对方沟通、协调、找学生参加、出通告，更遑论同一时间不只一个活动进行。“一些友好学校、团体会突然想办模拟考试，问可否派20个学生过来，但他们可能两个星期前才通知你，你便要在两个星期内找20个学生。谁去？死士㖞。你可以想像，未必可以轻易揾到人。”

以海量活动营造愉快的学习氛围，是不少中下游学校的招生手段，亦是教改后产物。全方位学习是教改其中一个重要环节，时任教育统筹局局长局长李国章于2002年曾说：“全方位学习以学生为中心，提倡让学生在真实情境脉络中进行学习。切身的体验、开放的学习环境，不但增加学生的投入感，更有助学生培养一些单靠课堂学习难以掌握的知识、技能和态度，从而实现课程改革全人发展的目标。”

盲目搬理论　快乐考DSE？

全方位学习又被称为多元化学习体验，在教育局眼中，“坐定定”上堂不够多元化，要加强参与及体验，譬如教中文，不应只有死板的讲书、背诵，可以透过朗诵诗词来感受意境。“但我觉得不是每个学生都需要去体验，他们也未必喜欢这种体验。”她一唱，他一和：“以前是你想玩就玩，不玩就不玩，现在好像在‘捽数’。”

过多的体验，老师有负担，学生也受苦。阿诚很记得这一幕，三个学生“被成为”合唱团成员，有一天音乐老师来找人，一个躲在柱后面，一个躲到班柜里面，一个躲在老师台下，躲在台下那个扯着他的裤脚摇头。“讲起得啖笑，但你可以想像，这样的事无日无之，全部都是临时拉伕，校长还说要攞奖。”

搞这么多活动，真的为了体验？阿凝摇摇头，说：“学校要收生嘛，又不能以成绩招到学生，只能用活动吸引家长，好似好开心，又多活动又有交流团，读书又不太差，傻啦，玩得多成绩自然会差。每个人的容量都有限，又要读书又要体验，是不可能做到的。等同你要我教书，但又要搞好一个活动，我的时间是应该拿去搞活动还是教书？学校搞那么多活动，不是不好，假如你真的觉得很重要，那便减轻学生的读书压力，不要只为了‘捽数’。”

她透露，有学校甚至夸张到将学生拿到的奖项收集起来，寄到他母校，让校长知道原来小朋友有不错的发展，进而鼓励其他学生入读这间学校。

提起东华三院，我只能说他们最近时运低，这些情况日日都发生。近期有传媒报道，两年走22个老师，我旧校是一年走22个，高峰期试过一年走30个，是连续几年都这样。两年走22个老师，当然有问题，但这个问题大家今天才恍然大悟，好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般，那大家也真的活得太不知不觉。

恰恰亦有不少家长推崇这种学习模式，他们认为传统学习为小朋友带来压力，希望学校可以多点活动，更多元化，可以让不同的学生发挥潜能。“Happy School”（愉快学习）由此而生，成行成市。但体验式学习可以带来愉快学习环境的前设是，学生要喜欢这些体验，并在自由的环境中实践。以芬兰为例，不设评估，学校没有等级之分，社会不以成绩高低来分流学生，老师用同一套标准去教书，学生在每间学校接受的教育都一样。“香港有评估，如何可以愉快地考DSE？”阿诚说得更直接：“大家只是盲目地将外国理论搬过来，家长又觉得愉快学习好好，你会不会在中六时还跟学生说愉快学习就好？”

面对收生不足，除了以活动、Happy School作招徕，不少学校更选择收非华裔学生及跨境生。菲律宾、巴勒斯坦、印度，甚至非洲裔学生都有，“试过有学生，不会中文，不会英文，我有想过要不要去学下埃塞俄比亚语。”不多，一间学校收几个，已经足以让老师崩溃。“大家都用中文材料，我要特别做一份英文教材，为一个人。”当跨境生、非华裔学生与本地生共冶一炉，可以想像会出现什么乱象。“你不能期望每个老师两文三语皆精，说着很普通的普通话和英文，课堂很难运作。我们可以预视，这个情况无限滚下去的话，老师的工作量只会不断增加。”

家长如顾客　学校欠支援

在两年前的婚礼上，他们提到，毕业后的这些年，好像没有怎么出去玩过。即使结婚后，大家依然忙碌，回到家七时多，她忙着煮饭，他则摊死在床上。“你看我们侃侃而谈，是不是不太感受到压力？”阿凝忽然问。除了那一身掩饰不了的疲惫感，确实看不出他们有多大压力。说话有条不紊，在吐苦水的同时还能互相吐槽。她投诉他总是记不住她的日程，他则辩称她的工作多到很难记住。“今日仲有两叠簿要改。”她突然记起。已经下午五时了。“改得切吗？”记者忍不住关心。“可以的。”说没有压力，谁信。

两年前莫名其妙陷入低潮后，阿凝学会放下执着。她很理解为什么有老师不堪受压，“崩溃是很正常的”，但她不认同将责任推向校长，“我觉得造成这个局面，不能说只有校长有责任，因为校长之上有校董会，校董会照样‘捽数’，校长只是雇员。政府有责任，教育规划太过短视。家长有责任，许多家长不太孭得起教育小朋友的责任，有些很放任，有些则很迷信，认为Happy School可以解决问题，但又不去查证那是什么，不太了解现今的教育制度，亦不知道自己想小朋友怎样发展，有些甚至当老师是保母，从小带小朋友到playgroup，升到中学，也当自己是顾客，觉得这是政府的服务。教师也要自强，要理解目前的环境就是这样，如果情绪不妥当，就要寻求帮助，不要谂住学校会帮你，没可能的。”

阿诚更是一针见血：“提起东华三院，我只能说他们最近时运低，这些情况日日都发生。近期有传媒报道，两年走22个老师，我旧校是一年走22个，高峰期试过一年走30个，是连续几年都这样。两年走22个老师，当然有问题，但这个问题大家今天才恍然大悟，好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般，那大家也真的活得太不知不觉。”

我们的高官很抽离地说，教改没有问题，如果不喜欢这个游戏，可以离开这个厨房。事实上，阿凝早几年确实想过转行，更为此修读了教育心理学硕士，只是后来觉得教育心理学家主要帮有特殊学习需要的学生做评估，每天跑学校处理个案，接触小朋友的机会有限，相对前线老师，影响力较小，而她始终不舍那一张张让人又爱又恨的稚气笑靥。

她说：“我们会继续做下去，某程度是因为还有一点使命感，虽然现实不似《争气》或《五个小孩的校长》那么戏剧性，但我们每天都接触小朋友，他们的变化可能是十多二十年后才感受到。如果十多年后，他在某个地方生活得很好或找到他想做的事，你已经帮了很大的忙。你做老师，不要期望会见到很多赚人热泪的故事，但若果你做好自己的角色，可以对学生的成长有很大的影响。”

上文节录自于第158期《香港01》周报（2019年4月15日）《教育走上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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