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电影梦.六】资助电影票房差 政府眼光难服众

撰文: 陈澔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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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中英街一号》导演赵崇基所言,有潜力赚取高收入的商业电影,早已被投资者青睐,根本毋须基金出手相助。故此,基金的定位应该是:用作支援资金较少、甚至缺乏商业元素的中小型制作, 委员会却以商业回报作重要考量,无疑捉错用神,业界难以受益。再者,根据融资计划申请指引,“商业上可行”是取决于两大因素:电影有否取得第三方融资,以及由顾问团成员按申请人提交的电影计划资料、制作预算案及预算净收入评估电影计划是否商业上可行,再下投资决定。若从票房及回收融资额检视基金的投资表现,政府的投资眼光强差人意。

《中英街一号》曾向香港电影发展局申请资助,却因“商业元素不足”被拒绝。(《中英街一号》电影剧照)

融资计划创立11年来,共资助了32出电影(包括三出未上映、一出尚未结算票房的电影),票房大多惨淡收场,当中有一半的本地票房未达七位数字,如《战.无双》(2009年)及《搏击迷城》(2015年),前者获接近300万元融资,得327元本地票房收入;后者获约375万元融资,票房却只得3,729元。回收融资额的情况更惨不忍睹,截至今年4月,融资计划合共批准融资额逾7,787万元,政府收回2,764万元,回收率为35.5%。只有《岁月神偷》(2010年)及《狂舞派》(2013年)的政府回收占获批融资比例达100%。另有19出电影的回收率只有50%以下,当中有四出更录得零回收。如以投资者的标准评价委员会,可算是失败,融资计划一方面表明希望电影与商业挂钩,另一方面却自打嘴巴,回收额及票房惨淡收场,遑论扩展观众群等成立目标,这难免令人怀疑“商业上可行”此准则如何厘定。

除融资计划外,“电影制作资助计划”亦明确列明申请电影须“获确认为商业上可行”,评审准则主要为申请电影计划的创意及剧本质素、制作预算、预计收入及本地电影制作元素及人才培训。但在实际操作上,一出电影的好坏,不应亦不能以票房衡量,若以“预计收入”作标准之一,这必然会扼杀许多小众题材申请计划。

赵崇基:“如此本土、讲香港历史的非商业电影,实在需要政府支持,岂料电影发展基金,竟以“商业元素不足”这种荒谬的理由拒绝,如果商业元素足够,又何必找政府支援呢?(资料图片/高仲明摄)

体育、演艺、文化及出版界立法会议员马逢国对此却有另一番见解。他认为,电影投资本属风险投资,无人能预计会否赚钱,政府作为股东考虑创意题材、制作预算及回报收益等也无可厚非:“政府参与投资,预算收益应在计算之列,我相信基金愿意承担的风险已比一般私人机构更高。”他补充道,评审工作由业界富经验人士负责,如业内人士对项目感疑惑,不得不考虑存在风险,“这是负责任的做法,始终也是公帑,风险不是不能承担,但起码要先评估。”

本地资源不足、机会不够,有心无力的人却很多,文化氛围问题依旧,只会令本港人才日渐流失。卓伯棠观察到,香港电影业每年都有不少新人入行,却难以留住人才,众人找不到一展所长机会,苦于生计,离开属人之常情,“这是市场走向,没有对与错。但如果香港有人才,为什么政府不更落力去支援他们呢?”

马逢国指出,电影投资本属风险投资,无人能预计会否赚钱,政府作为股东考虑创意题材、制作预算及回报收益等也无可厚非。(资料图片/吴炜豪摄)

欠缺发展诱因   何以留住人才

马逢国笑言,除了发展基金辖下的计划外,自己也数不出其他电影政策。事实上,目前不少大专院校已提供电影课程培训人才,如香港浸会大学及香港演艺学院开设多个高级文凭及学士课程,近年全港平均有约2,500名毕业生从电影相关学系毕业,但业界人才仍青黄不接,归根究柢是香港电影业欠发展空间。

自1996年起每年举办釜山国际电影节,宣扬韩国电影。这个国际电影节,连总统文在寅也出席支持。(资料图片/视觉中国)

韩国电影在九十年代经历低潮,当地政府于1999年根据《电影振兴法》成立法定民间机构“电影振兴委员会”,视电影为产业扶植重点,除了成立“电影辅导金”促进电影创作,扶植电影系学生和独立电影导演,创作实验短片、纪录片和独立艺术电影外,工作亦包括补贴电影公司添置昂贵器材,以及自1996年起每年举办釜山国际电影节,宣扬韩国电影。此外,作品曾在戏院上映的导演能为他们下一出作品申请启动资金,资助金额则视乎上一出电影的票房而定,每出最多可获七万美元(约54.6万港元),使电影生态得到改善,令电影带动的韩国流行文化形成一股“韩流”席卷亚洲及欧美。韩国政府对当地电影业的支援并非口号,而是有计划地落实各种多元政策,配合文化产业发展。

“七、八十年代,香港文化主要透过香港电影向全世界传扬开去,即使远在非洲南美,人们也知道香港电影品牌是怎样一回事,当年并不倚靠金融和地产,而是靠香港电影。今天香港电影有难,政府又愿意帮几多?现在像吊盐水便当尽了责任。”卓伯棠慨叹道。

自2003年与中央签订CEPA后,合拍片成为主流。(资料图片/路透社)

香港政府早于2007至2008年《施政报告》中,在“创意之都”一节反思香港创意产业的发展,提及“港产片是我们最成功的创意产品典范,令香港得以进军全球市场,并扬威国际”,面对“创意产业竞争激烈,香港优势被邻近地区侵蚀,如韩国电影、台湾音乐等,内地城市纷纷成立创意产业园,各地旅游局以创新方法推销城市形象品牌吸引游客。我认为未来五年香港的创意产业需要加快发展,否则优势不保”,可惜十年已过,香港创意产业仍在摸索阶段,与周边地区此消彼长更相形见绌。

港府自2003年与中央签订《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后,内地市场开放,合拍片顿成主流,港产片反而变成弱势,卓伯棠表示,自己并不反对有合拍片,“但我们需要培养人才、壮大本土,才会有接班新人回到内地,无可能叫他们立即回去,别讲笑吧!”他强调,香港导演要先在本地站稳阵脚,才会有出外发展的机会。

在内地发展的导演如徐克在香港电影业界经历多年洗礼,磨练成熟才投入内地的电影产业。(资料图片/视觉中国)

合拍片与港产片素来非零和矛盾,现时在内地发展的著名导演如徐克及陈可辛在香港电影业界经历多年洗礼,磨练成熟才投入内地的电影产业及接拍合拍片,“虽然并非在港未做好,就不能到内地发展,但你不能连自己本地文化及(电影)操作都一窍不通。只要你在本地跑出,届时你不找人,人家也会上门找你。”他说,香港是重要的培育人才基地,扶植新一代电影从业员成长,政府责无旁贷。

特首林郑月娥曾谈及对香港年轻人的期望,希望老师能将学生培养成有国家观念、香港情怀和世界视野的人,而电影发展与文化主体性不无关系,香港电影是一个与时代呼应的教育媒介。政府即将完成发展基金的检讨报告,香港的电影政策应改变方式,方可令香港电影有更好的未来。

上文节录自第121期《香港01》周报(2018年7月23日)〈东方梦工厂有梦难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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