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运对谈】陈景辉x黄浩铭x林朗彦 ——告别“少年英雄”（三）

不少社运青年锒铛入狱，如冲击公民广场案的“双学三子”、反新界东北拨款案的“东北十三子”，不少人仍有官司在身。在骚乱案中，法官明言不会考虑被告犯罪动机是否出于道德正义的政治诉求。此为《社运对谈》专访报道之三

这观点并非首次出现，在2014年冲击公民广场案中，黄之锋、罗冠聪与周永康被控非法集结等罪，分别被判社会服务令及缓刑，律政司提出覆核，上诉庭去年改判三人入狱六至八个月，并为非法集结定下新的判刑指引，指涉及暴力的非法集结不被宽容，领导及鼓励其他人参与者所负的刑责亦较大。虽然“三子”上诉至终审法院改获判撤销监禁刑罚，但终院却接纳上诉庭的判刑原则，并指出公民抗命泛指示威者针对不公义法律作出违法行为，或藉违法行动去抗议社会不公义之事，以寻求社会或法律改变，如果抗命者出于良心及真诚，法庭判刑时应考虑其动机，惟行动须为非暴力，否则公民抗命和行使宪法权不会成为求情理由。 陈景辉指出，法庭已不再综合及整体地考虑行为，自旺角骚乱后，更选取严厉态度及较重刑罚对付社运人士，并不仅仅针对勇武抗争者。对社运参与者而言，在犯人栏上聚头平常不过，黄浩铭及林朗彦同涉2014年6月反新界东北前期发展工程拨款示威，非法集结罪成的13名示威者原被判社会服务令。惟律政司提出覆核，上诉庭覆核后加刑，改为8至13个月监禁，部分人申请保释，等候上诉。

已入狱三个月、后获保释待上诉的林朗彦表示：“小时候大家所理解的法律，是一种报应原则，你的刑罚是按着你做的事衡量。但从东北案或者是暴动案可见，法庭不考虑（你做的事），而是为了惩治整个事件而牺牲部分人。”他举例说，如东北案各人举措均有不同，有人只用手拉门，有人用竹枝“武器”；旺角骚乱有人烧车、掷砖及掷水樽，而卢建民只投掷水樽及推撞却遭受重判，反映社会运动参与者并非代表个人而是命运共同体：“以相同角度看，作为组织者，我们不可能没有底线及伦理，也没可能没有责任，因为责任已由法庭帮我们界定，我们要一起承担。”

雨伞运动再想像 回望雨伞运动，林朗彦说自己的想法出现变化，认为那时的所谓不要大台——即没有指挥者，每人为自己行动负责，同一行动现场你有你的“和理非非”，我有我的冲击，而不是想出一个共同策略──伤害颇深，而且对参与者不公，“我觉得行动要重新建立一种将我们联系起来的所谓伦理。”始终在群众运动下，没人能够独善其身。

持久的大型群众运动，是观察群众动员及反应的最佳机会。回想龙和道清场当晚，陈景辉对此仍有不少想像。他说自己当晚也在现场。警方“速龙小队”冲出来，旋即驱散逾千名示威者。“大家因被打而感到受创，成为忧郁运动经验之一。但如果过千群众全部坐下呢？如果大家有强烈的意志，打算留过夜，也许可以在龙和道多占一晚。”

黄浩铭反指，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大家认为“和理非非”行为不可取，举起双手的人是软弱者，所以即使陈景辉评估恰当，但当时的氛围不允许作出这样的决定。“另一重点是那时候大家对暴力抗争有很大的想像空间，谁有成本？如今他们不会（再作暴力抗争），因为大家都知道有成本。” 凡事没有如果，但运动的成功与失败、左翼与右翼、暴力与非暴力，各种形式都不应窒碍我们对运动认真反省及评价。后雨伞时期，抗争路线争论不断，右翼主张“和理非非”失效，改以更为激进的方式勇武抗争，与传统泛民及左翼割裂。陈景辉慨叹，这里有一个思考的陷阱：采用一种与之前理念完全相违背的方式，取而代之以无底线、无大台的勇武斗争，淹没了一些原本可行的组织非暴力运动的公共讨论。毕竟在今天客观现实是，政权难以改变，但社会早出现疲态，社运如何走下去？

仍未结束的抗争 林朗彦还记得，2014年时，大家都说是抗命年代的开端，是基于整个民主阵营一起总结以往的经验，得出公民抗命是当下出路的结论；但今天香港社运已有新主题：“雨伞之后，整个主流阵营并不反思抗命的实践，只有部分可能叫做进步派的人，继续思想这件事。”林朗彦反问：“暴力抗争是否绝对否定呢？我认为不是，某些时候我们都要动用暴力才可达到目标。问题是，在暴力抗争的阵营内，并没有机制令他们知道如何有效抗争。”

陈景辉认为，社会运动始终讲求非暴力、自我组织、自我承担、共同思考分享，雨伞运动虽有许多需要改善或不民主之处，但至少鼓励自我承担，是香港公民社会自我组织的高峰。黄浩铭则形容，占中三子及双学只是徒具形式，当时无实质联合阵线作为大台，因此大众要反思，如何令机制扩展开去，非暴力抗争要不断扩大集体，而非排他垄断，有组织有纪律，运动才有力量。

但说易行难，不论是议会内外，反省意识长期缺席，黄浩铭有气没气地说：“民主派内部本身也没有一个自我检讨的气氛。你叫他自我检讨，即是叫他不用参选，这是长毛（梁国雄）说的，没人会在选举前跟你做自我检讨。如果他是错的，怎样叫你去选他？没有人有这种胆量。”陈景辉也完全认同，长期关心政治的他强烈感受到民主派议员的目标纯粹是为了当议员，这使他疑惑：“在香港，民主派和社会运动之间好像是两种分工，所谓议会内外，但现在是否还可以这样去分呢？”他认为，民主派顾名思义，应该是以民主运动为目的，所以反思民主运动的方向及路线是必须的。

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政府未有听取民意，未有缓和社会深层次矛盾，是催生社运的原因之一，但政治问题总不能躲在法庭之后，不循政治途径解决，不尝试理解民怨，只求扑灭反抗运动的火种。而当抗争者面对社会不公义挺身而出，换来的却是独自承受法律责任的代价。港府如何回应民怨，社运参与者如何面对犬儒群众及愈趋狭窄的抗争空间，以及诚实面对自己，是香港所有人不可回避的敲问。

上文节录自第116期《香港01》周报（2018年6月19日）《社运对谈 — 告别“少年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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