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运对谈】陈景辉x黄浩铭x林朗彦 ——告别“少年英雄”(一)

撰文: 陈澔琳 戴耀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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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本土民主前线发言人梁天琦一夜之间冒起,带领群众高呼“光复香港,时代革命”;两年后,他在旺角骚乱因暴动罪与袭警罪罪成,判囚六年。这场始于前年大年初一的骚乱,迄今91人遭检控,28人被定罪,10小时的骚乱,换来以年计算的监禁。回顾香港近年的抗争运动,参加者陆续被捕系狱,社会运动应如何走下去?《香港01》邀请曾为 80 后反特权青年等组织成员的时评人陈景辉,与社会民主连线副主席黄浩铭及香港众志主席林朗彦,谈谈对社运的沉淀与想像。此为《社运对谈》专访报道之一

回顾香港近年的抗争运动,参加者陆续被捕系狱,社会运动应如何走下去?(资料图片/陈焯辉摄)

“你不是支持他们所做的事,你只支持他的肉身——就是青年。我们的‘英雄’,我觉得需要加上一个括号,我们香港近十年盛产的是‘少年英雄’。”陈景辉一语道出问题核心。近年来,社运的中心由论资排辈,转移到年轻的面孔上,如2012年凭反国教走入政治运动的黄之锋、雨伞运动的学联五子、旺角骚乱的梁天琦,连在记者眼前的三人,也是从青少年开始投身社运。他们在一场又一场游行集会中担当领袖角色,凭着青春赋予的魅力及学生身份带来的政治光环,统领群众。 伴随“社运英雄”而来的,是个人凌驾集体的情况。领袖的决定无法讨好所有人,于是有人主张“拆大台”,要求聆听群众意见;甚至有人批评站在台上的人为了个人名声而“逞英雄”,忘却公义。

八十后的陈景辉早于青年时便投身社运,曾参于保卫天星码头及皇后码头、反高铁及保卫菜园村等社会运动。(高仲明摄)

黄浩铭加入社民连已十个年头,在大大小小的抗争活动中总会看到他的身影,他认为在社运里,个人英雄主义可免则免:“我好反对英雄主义,我喜欢集体主义。我反对那种高举自发、零散、个别的抗争行动,你这样做,不会有组织,也不会有力量。”他指出,在群众运动中,当有人采取较激进策略,没有与他人研判安危、被捕风险或个人可付出程度,只一味向前冲,后果却要由所有人承担。 2014年6月,在反新界东北发展前期拨款示威中,黄浩铭阻止示威者用铁马冲击立法会大闸时说“村民唔系咁谂”,结果因“阻人示威”而被冠上“村长”之名。尽管被人揶揄多年,他未曾后悔:“如果我不顶着铁马,那时会否演变成暴动?我真的不知道。当时有人骂我维稳帮警察,其实我不是;现在回想起,那些搬铁马的人最终没有被起诉被拘捕,没有与我们一起被判囚13个月。(入狱)是不是他们想要的呢?如果你说‘别理我’,那你便自己承担。据我所知,他们只是一时意气。”

旺角骚乱一路伴随着沉重的责任及伦理问题。(资料图片/陈焯辉摄)

在这背景下,组织及责任讨论更形重要。陈景辉认为大众应反思标榜英雄主义、牺牲以及不断升级的抗争逻辑的恰当性,“大台固然可变得更加开放及民主,但有组织的社会运动是非常重要的,而不是讲求无底线、自发,大家做事不会为对方负责。” 事实上,由抗议水货客的“光复行动”开始,到“后雨伞”以来最大型的无底线、无大台运动——旺角骚乱,一路伴随着沉重的责任及伦理问题。“光复行动”的点错相、旺角骚乱的误伤途人及记者,当中责任问题明显不过,但甚少人正视。陈景辉慨叹好人难做,当指出问题及呼吁众人理解责任,便被冠上维稳之名:“当时身边许多朋友也分享一篇《不要再闹右胶》的文章,叫我们别谈运动的伦理及责任,要试着理解他们为什么走出来。但其实两个问题都需要理解。”

黄浩铭曾阻止示威者用铁马冲击立法会大闸时说“村民唔系咁谂”,结果因“阻人示威”而被冠上“村长”之名。(高仲明摄)

黄浩铭补充,除了责任,当中还多了一份盲动冒进,“因为你什么都说做了先、不用理。负责任的人是不会这样的。”陈景辉想起以梁天琦为主角的纪录片《地厚天高》有这样的一幕:梁颂恒说要过对面海,但很难一步登天,每人只铺几格砖,如果无退路只能跳海,让后来的人继续铺下去。陈景辉直言:“他们那种以死相搏、召唤牺牲、不要想那么多、冲了才算的意识形态,就是与责任对立。”

编按:黄浩铭于片段(02:15-02:20)提及2016年反释法游行,梁颂恒早离开现场一事,黄浩铭及后承认不符事实,在个人社交网站予以澄清。

上文节录自第116期《香港01》周报(2018年6月19日)《社运对谈 — 告别“少年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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