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运对谈】陈景辉x黄浩铭x林朗彦 ——告别“少年英雄”（二）

社运有“英雄”，自然也有崇拜“英雄”的人。综观过往社运，支持者除了青年，中年人亦不计其数，究竟大众是打从心底支持青年的信念及行动，还是要青年帮他们完成自己办不到的事？此为《社运对谈》专访报道之二

陈景辉忆述，雨伞运动后期陷于胶着，撤与不撤的争议在广场圈子里萦绕不散，一名中产中年朋友对他说：“我不管，你要我撤也可以，如果黄之锋及周永康现在带我走，我就走。”他认为，这番话骤耳听来很撑青年，实质是缺乏思考，把个人主体性托付青年的想法表露无遗，“什么叫交托？即是叫你搞。到最后，他（青年）顶着运动理念走下去，但无人与他分担，告诉他对错。”陈景辉坦言对这种现象很担忧，一来群众并未认真思考自身责任，二来这种支持是“掺水”的。

“香港成年人、中年人很无力，就像梁天琦的律师所说的很亏欠（青年）、贪图逸乐。年轻时，他们将所有责任交给司徒华、李柱铭；中年时，便将责任交给梁天琦及林朗彦。”陈景辉苦笑道，支持仅出于亏欠，无关理念。残酷的是，面对政府不听民意、社会不公不义，青年挺身而出，成为被时势所造的“英雄”；更残酷的是，大众试图将自身的追求及期望投射在“英雄”身上，说穿了就是“我做不来，让你代表我”去抗争。

“这是雨伞运动最失败的地方，‘命运自主’这句口号，令人难堪。”林朗彦说。2011年，林朗彦与黄之锋等成立学民思潮，在翌年的反国教运动中参与绝食，那场由学生主导的运动，理应令他对光环感受至深；到了2014年的雨伞运动，他说因为占领区大得没有一个团体或人可以完全指挥，变相每个人都要承担某一责任，但当离开占领区后，便无法体现出来。“许多时候，社会改革的任务，只摆在某些人身上，刚才黄浩铭形容很残酷，我觉得很可悲。”“命运自主”这四个白字成为雨伞运动的标志，原来大家口说“命运自主”，却将灵魂交托于人，终归人人身不由己。

理解还是告解？

不少人期望“英雄”可无畏无惧地代自己抗争，实情是不少“英雄”并不想成为英雄，只期望群众一同投身社会运动并理解他们。今年初，“香港英雄梁天琦”涂鸦在多处出现；判刑后，有人作曲歌颂他，林朗彦看在眼内，坦言非常可悲：“如果梁天琦在法庭所说的话出于真诚，那天他其实是迫于无奈、时势或者他人的期待，必须做一件不符合他判断的事。悲哀的是，仍有人捧颂他为英雄，却不了解他真正的想法。”梁天琦在法庭上自辩时表明，当晚“勇武”的举动是送死，为旧日的主张忏悔。林朗彦批评歌颂梁天琦的人不思考及了解他心中的担忧及思想转变，“苛刻点说，这是浪费政治犯没有的自由。”

在判刑前，梁天琦花了千余字将感悟写成自白书，他写道：“由始至终，驱使我参与政治的，是对一个民主、自由香港的追寻。在追寻这个理想社会的过程中，令香港变成民主社会，在路上难免跌跌撞撞。”如今，他已不再奢求他人认同，只望他人理解。面对未曾理解“英雄”的群众，黄浩铭认为除了无力，还有不愿付出的心态，才想做事弥补自己与“英雄”的距离，“这种心态正是中产、中年人的心态，自己不想行动，所以捐钱给你去做，‘靠你啦，年轻人！你点我点啦！’他们始终无法突破自己的界线。”他形容这种心态行径犹如是买“中产赎罪券”。

陈景辉说：“‘少年英雄’是颇惨的描述，虽然他（梁天琦）活在一种膨胀的运动形象下，他实质被这种形象牵着走。为什么他最后在‘chosen one’（被选中的人）还是‘废青’之间摇摆呢？他面对很多问题：不能做代议士，内部开始分裂，偶像黄毓民因为一些选举利益也狙击他，跟着他便开始不相信别人。”陈景辉认为，以“少年英雄”的形象及按照别人的目光去决定自己言行，并非创新的运动，只会令青年受到局限，也是社运文化的缺失。 52天的审讯落幕，骚乱案另一被告、判囚七年的卢建民方开始走进大众视线，这源于传媒报道他曾在前年迷你仓大火，低调为消防员送水。黄浩铭指出，这仅是大众对品性的欣赏及对长刑期的慨叹，“感受上，我们可以同情、欣赏，但不可以就此停步，我们要思考。如果讲非暴力，这会不会是瓶颈？如何推进？”他强调，支持不能只流于感性及局限于品性，还要支持甚至批判背后的想法，一同检讨往日所为的对与错，“如果只说：‘辛苦你了，你好惨！’，然后捐钱给你，说香港未来交给你啦，这就不是命运自主了！”

上文节录自第116期《香港01》周报（2018年6月19日）《社运对谈 — 告别“少年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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