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29】这一辈为何拒绝记忆那一辈的六四？（下）

六四事件29周年。那一辈念念不忘的哀痛和历史，在这一辈当中有了新的诠释和记忆，世代传承难免有了落差和摩擦，这一辈批评那一辈行礼如仪，那一辈指摘这一辈遗忘历史。那一辈为何希望这一辈牢牢记住那段历史？这一辈为何拒绝以那一辈的方式来记忆六四？有社运人士说是历史意识淡泊作祟，有文研专家指是虚无主义弥漫的影响，也有传播学者认为是本土论述争夺的结果。《这一辈为何拒绝记忆那一辈的六四 · 下》

《这一辈为何拒绝记忆那一辈的六四 · 上》提到，多间大专院校学生会均对六四有自己一套理解框架：（1）表示争取平反六四与自己无关；（2）认为支联会行礼如仪；（3）质疑为何不悼念沙士；（4）反感支联会以“建设民主中国”为主要纲领；（5）相信纪念六四的意义在于认知中共的残暴。

该论述追本溯源来自《香港城邦论》作者陈云，而“热普城”近年的衰落，似乎也没有影响这套本土六四论述在一些年轻人心中扎根。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李立峰认为，这与年轻人有不喜欢中国的情感倾向相关，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副教授叶荫聪也说，本土主义政治的冒起，其一特点是强调“中港区隔”以配合年轻人的情感倾向。

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客席副教授许宝强2013年于《做“不可能”的事 ——克服犬儒民粹的公民抗命》一文提到，这种排外式的“本土主义”正好承载了本地民众的生活焦虑和郁闷情感，但它往往只是借助或鼓吹一种简单的“敌我逻辑”，提倡“不排外就是卖港”，或会令香港政治文化走向犬儒，消耗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

事隔五年，许宝强认为，那些支撑学生代表否定六四的论述，可能是由绝望和虚无等情绪编制而成的情感政治。这种虚无主义，与犬儒主义相似，由于对强权的无力、对生活的沮丧、对政团的失望、对议会的不满等等，有部分年轻人或会认为他们已经看透世事、看清强权，难免对世界失去好奇心，也不再相信只要投入参与就可以改变。

李立峰提醒，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社会的传承机制也渐趋弱化。“我们要留意，不止是现在年轻人没有关于六四的个人经历，再过10年，连新一代的父母和老师的没有记忆。”他解释，六四记忆得以传承至部份未有经历的年轻人当中，其一原因在于他们在接受记忆的过程中，传递一方曾经有强烈的情感分享，“例如老师平时嘻嘻哈哈，一到六四纪念日就很严肃，甚至哭著诉说其当年的感受”，但当这一代记忆接收者担当传递者时，他们的情感元素必然会减弱。

“我们讨论六四的‘传承’，往往过分集中在‘传’的一面，而忽略‘承’所代表的接受面。”社运人士、政治及文化评论人陈景辉也坦言，在支联会的论述当中，对于六四与香港本土的直接关系，一直存在缺位，但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支联会不但未好好梳理并呈现属于本土的六四，反而认为只要他们坚持他们相信的东西、重复一直重复的事情，传承就会自然发生。

“在不扭曲原有价值的情况下，我们要‘传承’，就有需要去更新活化这个传统。如果没有传统的年轻就是肤浅的话，没有更新的传统就是将死，也就是没有办法把它变成一种可以传递到未来的故事、语言、信念。”陈景辉以近五年冒起的本土六四论述为例，认为有关争论持续数年，但支联会却仍然重复普世价值、人道关怀的论述，而没有与本土情怀扣连，“六四本来就是香港人曾经共同参与、很本土的一件事，为何支联会不在这方面加强论述呢？”

陈景辉还指出，这与香港人的历史意识淡薄相关，“对于重组八九之后的香港运动史、香港人怎样在支援运动中创造自己的这个过程，缺少了一种历史意识，以至于我们好像借用人家的六四历史意识，不断在学习人家的抗争、记忆人家的伤痛、悼念人家的死亡，但其实不是的”，因为当年北京在流血，香港也在流泪。

为何我们不善于梳理我们的历史？在陈景辉看来，香港人具有资本主义社会的功利特征，会以成败论英雄，认为社会运动都是失败的；再者，这个城市的历史感非常薄弱，没有一种“扎根于此”的信念，不会把自己的生命放在一个比自己更长的时间线来看待，不擅长从中思考“我何以为我”。

“虽然大家好像很强调本土，但原来‘强调本土’和‘强调走佬’是没有什么矛盾的，你会觉得这个地方是随时可以离开的，没有把自身命运和这里联系起来。”陈景辉说罢，一旁的摄记同事搭嘴，提到他身边的朋友正是如此，“他们或者爱香港，但经常说‘我不去旅行就会死’，已经不是有没有能力移民了，而是有机会就不想理在这个地方，哪怕是离开几天也好。”

其次，是香港人不把自己当成香港的主人翁。陈景辉解释，“我们缺乏把自己想像成香港的主人的意识，不曾好好整理我们过去可以做主和无法做主的历史，即没有检讨整个公民社会的自主发展历史，也没有听到属于我们自己的声音，我们甚至忽视过去曾经有人很努力去为这个城市的不同部分争取自主的过程。”

陈景辉近年致力从旧报纸堆当中，重拾那块属于香港六四的图画，去年更整理成《从支援中创造──有待相认的八九香港》小册子，并发起本地导赏团，尽力把“六四”的焦点从北京放到香港。

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副教授罗永生曾于2009年撰写《六四：历史虚无主义的群魔共舞》一文，提到香港文化的内核就是150多年殖民经历所沉淀下来的“历史虚无主义”。时任特首曾荫权在立法会回应六四看法时，指六四事件发生多年，而国家发展为香港带来繁荣，相信香港人会有客观评价；罗永生批评，对于类似曾荫权的“历史虚无主义者”而言，“历史”不过是一种“故事”或“文本”，它们是感觉或利益的投射，也会随时间和处境被任意编写。

罗永生又指，“历史虚无主义”的逻辑后果，就是“道德的虚无主义”。他强调，历史的本土在于时间，故“历史意识”也是一种“时间意识”，即历史要指“过去”如何发展出“现在”，以预示“现在”又如何带往“未来”，而由于“过去”的事实会无情地揭露各种缺陷和不是，所以具备“历史意识”的人，是敢于面对“过去”，以检视“现在”，而非埋藏“过去”。

“我还是学生的时候，也是支联会集会的‘搅局派’。今天你们骂支联会的那些，当年我们通通都骂过，什么行礼如仪乜乜乜。”1989年就读大学一年级的叶荫聪，在1990年代初不时批评支联会及民主派垄断了六四事件的话语权，“我们认为六四对于香港和中国的意义很丰富，不一定要根据支联会的做法去纪念，所以在支联会举行烛光集会时，我们经常在台下举办属于我们的仪式和讨论会，表演街头剧之类……参加支联会主办的六四游行时，我们甚至自行改唱当时还没有人唱的《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之中文版，被（支联会）支持者拿着旗帜打我们。”

叶荫聪忆述，当年与支联会有很多小冲突，但在“无意识或半意识的情况下”，也接受与支联会和平共处的模式，两者之间没有政治斗争、不需要抢夺选票，“我们在《明报》大骂支联会，司徒华还找我们对话……我年轻的时候也会有不满，但现在又有另一种看法了。”

叶荫聪早于2007、2008年提出“本土论述”，比陈云早得多，但他的本土是不具排外性的，而是一种兼容的本土，他认为从政治现实及经济而言，中国与香港有难以切割的联系，而无论是六四事件还是同受专制资本主义的支配和压迫，两者都是命运共同体，他也仍然相信，我们可以继续扎根香港，继而改变中国。

陈景辉也继续用他的方式为本土六四补白。他于周日（6月3日）举行已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回忆录《末日幸存者的独白》读书会，希望藉其赤裸而深刻的剖析，为当下的社运低潮找到一些连结。

刘晓波在书中拷问自己在运动中的诸多虚妄与言行不一，陈景辉说，最能钻进心坎的一句，是刘晓波谈论英雄意识——“真是一场六四，山风海雨里搅人，弄得人人不知自己为何物，不知自己的半斤八両。”——这不管对这一辈或是那一辈的人而言，都值得反思。

上文节录自第114期《香港01》周报（2018年6月4日）《这一辈为何拒绝记忆那一辈的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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